三、时代需求与再记忆:历史与义和团
文本中呈现出的义和团由“拳匪”走向“英雄”的历史进程,彰显了文本赖以存在的文化认同的多元性与多变性。同一历史事件,文本展露出“拳匪”与“英雄”两个如天渊之隔的社会记忆。究其原因,我们不难体悟出不同历史记忆主体利益诉求的不同。然而,记忆具有社会性,不同的社会需求促成记忆者对事件意象的重建,不同的社会情境造就了对义和团的不同评价,这些评价以文本的形式在社会中流动,又使得社会情境浮现或被凸显。正如哈布瓦赫认为的,对于记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者本身对过去所体验事件和意象的回忆,而是社会的需求促成了记忆者对事件和意象的重建。也就是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①对义和团的再记忆受限于特定时代需求和历史文化背景,也定义了这个背景。
清末民初关于义和团的文论文本,充斥着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政治诉求,而这些政治诉求也正是那个时代需求的显性状态。作为改良派领袖的康有为,表面谴责“拳匪作乱,杀害各国人民,困及公使,祸酷无道,闻之愤怒,令人发指”①,实则指斥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为“伪政府”,称“日来所出之伪谕,文句鄙俚,胆气震慑,不称团匪,而称团民,不成国体,此自取覆亡之道,所谓天夺其魄也”②。他主张“诛拳匪而清君侧”③,并且欣喜地认为“此次诸贼之结拳匪,此殆天亡之,以兴我新党者”④。“拳匪之乱,天为复圣主而存中国”,将义和团视为实现其宏伟政治蓝图的契机,高倡“天特以启中国维新之基,而为圣主复辟之地者也”⑤。梁启超也将义和团呼为“拳匪”,并将此次事件形容为“天下最奇最险之现象”,认为义和团“为政府所指使,为西后所主持”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