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时代需求与再记忆：历史与义和团
文本中呈现出的义和团由“拳匪”走向“英雄”的历史进程，彰显了文本赖以存在的文化认同的多元性与多变性。同一历史事件，文本展露出“拳匪”与“英雄”两个如天渊之隔的社会记忆。究其原因，我们不难体悟出不同历史记忆主体利益诉求的不同。然而，记忆具有社会性，不同的社会需求促成记忆者对事件意象的重建，不同的社会情境造就了对义和团的不同评价，这些评价以文本的形式在社会中流动，又使得社会情境浮现或被凸显。正如哈布瓦赫认为的，对于记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者本身对过去所体验事件和意象的回忆，而是社会的需求促成了记忆者对事件和意象的重建。也就是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①对义和团的再记忆受限于特定时代需求和历史文化背景，也定义了这个背景。
清末民初关于义和团的文论文本，充斥着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政治诉求，而这些政治诉求也正是那个时代需求的显性状态。作为改良派领袖的康有为，表面谴责“拳匪作乱，杀害各国人民，困及公使，祸酷无道，闻之愤怒，令人发指”①,实则指斥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为“伪政府”,称“日来所出之伪谕，文句鄙俚，胆气震慑，不称团匪，而称团民，不成国体，此自取覆亡之道，所谓天夺其魄也”②。他主张“诛拳匪而清君侧”③,并且欣喜地认为“此次诸贼之结拳匪，此殆天亡之，以兴我新党者”④。“拳匪之乱，天为复圣主而存中国”,将义和团视为实现其宏伟政治蓝图的契机，高倡“天特以启中国维新之基，而为圣主复辟之地者也”⑤。梁启超也将义和团呼为“拳匪”,并将此次事件形容为“天下最奇最险之现象”,认为义和团“为政府所指使，为西后所主持”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