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卢梭休谟之争与英法的卢梭形象
生存处境艰难，病情复发，误解随之而来，而误解的交叠又衍生了新的误解。这是抵制辩解的公共空间，其中没有什么是纯洁的，也没有什么是邪恶的，但一切都受怀疑。卢梭以为自己朴实善良，热爱美德，在这个空间里却无说服力，他的形象日渐失控。1766年之前，他的事总让人有兴致，报纸派人跟踪他的行程，奔赴各地搜集信息，包括他的着装、住所和交往中的言行。[130]卢梭休谟之争后，关注他的人普遍以为他疯了。普莱斯勒忆及1778年的见闻：“他看待一切都悲观，喜欢夸大不利的形势，尤其在心情忧郁时。”克兰赛去过埃莫农维尔，卢梭说他是敌人，之后又承认不是；杜索尔也有这样的经历，“谈话时卢梭常陷入疑虑，担心我扑过来”。[131]朱尔丹（Jourdan）解释他晚年的精神状态：
一生纷争不断，是因为性情以及外在的麻烦，重重压力之下，妄想出现，他远离了朋友，晚年为猜疑、不信任所困，言行难为人理解。[132]
1766年后，卢梭有了新形象（疯癫、忘恩负义、愤世嫉俗、江湖骗子）。蒙田说“忘恩负义”是贪婪者的特性，“疯癫”在卢梭生前并不专指现代意义的精神疾病，而是有道德批判的倾向，背负这一称谓的人要被驱离社会；“江湖骗子”是嘲讽那些到处行骗的庸医，后来指文学界和科学界里装腔作势、附庸风雅的人，“他们说起话来像希腊人那样夸张，见到表述精当的语言就会叫嚷”[133]。卢梭曾说给他治病的日内瓦医生特罗尚是“江湖骗子”，此时他被斥为“江湖骗子”。所谓“愤世嫉俗者”，是那些对一切不满的人，他们与人说话时言辞激烈，不想从丑恶里甄别良善，眼中只有纷乱，心底都是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