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卢梭休谟之争与英法的卢梭形象
生存处境艰难,病情复发,误解随之而来,而误解的交叠又衍生了新的误解。这是抵制辩解的公共空间,其中没有什么是纯洁的,也没有什么是邪恶的,但一切都受怀疑。卢梭以为自己朴实善良,热爱美德,在这个空间里却无说服力,他的形象日渐失控。1766年之前,他的事总让人有兴致,报纸派人跟踪他的行程,奔赴各地搜集信息,包括他的着装、住所和交往中的言行。[130]卢梭休谟之争后,关注他的人普遍以为他疯了。普莱斯勒忆及1778年的见闻:“他看待一切都悲观,喜欢夸大不利的形势,尤其在心情忧郁时。”克兰赛去过埃莫农维尔,卢梭说他是敌人,之后又承认不是;杜索尔也有这样的经历,“谈话时卢梭常陷入疑虑,担心我扑过来”。[131]朱尔丹(Jourdan)解释他晚年的精神状态:
一生纷争不断,是因为性情以及外在的麻烦,重重压力之下,妄想出现,他远离了朋友,晚年为猜疑、不信任所困,言行难为人理解。[132]
1766年后,卢梭有了新形象(疯癫、忘恩负义、愤世嫉俗、江湖骗子)。蒙田说“忘恩负义”是贪婪者的特性,“疯癫”在卢梭生前并不专指现代意义的精神疾病,而是有道德批判的倾向,背负这一称谓的人要被驱离社会;“江湖骗子”是嘲讽那些到处行骗的庸医,后来指文学界和科学界里装腔作势、附庸风雅的人,“他们说起话来像希腊人那样夸张,见到表述精当的语言就会叫嚷”[133]。卢梭曾说给他治病的日内瓦医生特罗尚是“江湖骗子”,此时他被斥为“江湖骗子”。所谓“愤世嫉俗者”,是那些对一切不满的人,他们与人说话时言辞激烈,不想从丑恶里甄别良善,眼中只有纷乱,心底都是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