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公民因此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这些问题各随其愿。不难理解，他们中的那些不想放弃系统穷究这类问题的人，一般都只能发现两种主要类型的资源：即那些由现代学院哲学的种种探究和讨论所提供的资源和由那些诸如教会或宗派——宗教的或非宗教的宗派——或某种类型的政治联合体这样的、或多或少组织化了的共享信仰之共同体所提供的资源。这些资源实际上提供了什么呢？总体说来，现代学院哲学只是为一种更确切而充分的分歧定义提供了手段，而没有给趋向解决分歧的进步提供手段。那些关注正义问题和实践合理性问题的哲学家们，相互之间的分歧原本也和其他人一样尖锐繁多，因之，对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似乎也无良方。他们的确成功地用比其他人更清晰更流畅的语言并在更广泛的论证范围里明确表述了各种对立的立场，但显然也不过如此而已。而且，反思一下，我们也许不应该对此感到惊奇。
比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一种乍看起来非常可信的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是有理性的——的哲学理论观点。诚如许多学院派哲学家们所一直认为的那样，合理性要求我们首先抛弃我们自己忠诚于相互竞争的理论中的任何一种理论，并使我们自己从那些我们一直习惯于借以理解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利益之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中抽离出来。他们一直在提示我们，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达到一种真正的中立和公平，并以此一方式，达到普遍的观点，摆脱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那种派性、偏颇和片面性。而且，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合理地估价各种相互竞争的正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