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赞助”强学会，遥控《时务报》的张之洞也予以揭露。这时，日本报纸说“支那改革，推刘坤一、张之洞为领袖”，章氏认为这是“党碑误凿”。张之洞是“外托维新，而其志不过养交持宠”，政变发生，张之洞“反倒戈新党，凡七发密电至京，诰谀长信，无所不至”。写了《劝学篇》以“欺世盗名”，认为“其学术高则为翰苑清流，下则为应试好手而已。乃既盗文学之称，遂抗颜以经济自诩，而所成卒至如是”[20]。
第二，对康、梁等改良派的遭遇表示同情，寓书慰藉，怀念“夙好”。
政变发生，章氏即写《祭维新六贤文》。文称“上相秉威，狼弧枉矢。以翼文母，机深结闭”，表明对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专制横暴极为仇恨。“王母虎尾，孰云敢履？惟我六贤，直言以抵”，表达了对“六君子”被杀的无比愤慨。他本想“设奠黄浦”，但“遍访船步及湖南会馆”，都不知谭嗣同灵柩所在，“斯举不果”[21]。到达台湾后，寄书康有为，贻诗抒怀，“老泪长门掬，深情故剑知”，“有行黔墨突，无涕吊湘累”[22]。两地相思，眷念“逋客”。一月中旬，康有为对章氏的“拳拳持正义，又辱书教之”，认为是“识之绝出寻常而爱之深”，并“切望捧手得尽怀抱，驰骋欧美”，“相与扶之”，“救此沦胥”[23]。章太炎接到“工部报书”，“不啻百金良药”，特将原信登在《台湾日日新报》，并加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