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充分显示了吴兢对唐太宗时期的政治的仰慕，认为那时的“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在他看来，唐太宗君臣“垂世立教”的美德、“典谟谏奏”的词理，都是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的，因而具有“焕乎国籍，作鉴来叶”的作用，既能使历史生光，又能作未来鉴戒。这些，便是吴兢撰《贞观政要》的出发点。他的根本目的，是“庶乎有同有家者克遵前规，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希望唐代的统治者都能以太宗君臣为楷模，那么天下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他的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清楚。他写道：
仍以《贞观政要》为目，谨随表奉进。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28]
显然，吴兢认为他所处的时期的政治，已远远比不上唐太宗时期的政治了；他已经感到了一种衰颓的趋势和潜在的危机，因此，他以耿直而诚恳的心情，向唐玄宗提出了这样的希望。如果说，吴兢在开始编撰《贞观政要》一书的时候，主要地还是出于对“贞观之治”的向往和钦慕的话；那么，当他完成此书、作序上表的时候，主要的思想倾向已经转到现实政治方面了。他所作的序和所上的表，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从《贞观政要》一书，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良足可观”的“贞观之治”，而且还可以触到开元天宝之际的历史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