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宋徽宗根本就没有读过《春秋》。徽、钦二帝及皇室成员被俘北上以后,李心传《要录》综合各书,曾有这样的记叙:
(建炎二年八月)金人迁二帝,自上京至其国御寨,遂移居韩州……金遣晋康郡王孝骞等九百四人至韩州同处,仍给田十五顷,令种莳以自养。驸马都尉蔡鞗尝劝上皇读《春秋》,上皇大善之,曰:“恨见此书之晚!”[19]
这真是具有讽刺意义。鉴于“王学”摈弃《春秋》,故赵佶包括其皇子教育中当然阙失此经,可以想见赵构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春秋》。南渡仓促立国,纲常礼制百废待举。欲在战火之中重构社会伦常秩序,也需要明晰的理论的武器,以应对特别的、紧迫的现实。《史记》记载当年上大夫壶遂之问“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时,司马迁有一段回答就特别应景:
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 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