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宋徽宗根本就没有读过《春秋》。徽、钦二帝及皇室成员被俘北上以后，李心传《要录》综合各书，曾有这样的记叙：
（建炎二年八月）金人迁二帝，自上京至其国御寨，遂移居韩州……金遣晋康郡王孝骞等九百四人至韩州同处，仍给田十五顷，令种莳以自养。驸马都尉蔡鞗尝劝上皇读《春秋》，上皇大善之，曰：“恨见此书之晚！”［19］
这真是具有讽刺意义。鉴于“王学”摈弃《春秋》，故赵佶包括其皇子教育中当然阙失此经，可以想见赵构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春秋》。南渡仓促立国，纲常礼制百废待举。欲在战火之中重构社会伦常秩序，也需要明晰的理论的武器，以应对特别的、紧迫的现实。《史记》记载当年上大夫壶遂之问“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时，司马迁有一段回答就特别应景：
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 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