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格蒂也到伦敦帮忙来了,她一到马上就动手干起活来。她那部门的工作好像是专管把一切东西一遍又一遍地擦干净。凡是能擦的东西,她都擦了,一直擦到所有东西,都像她那个忠实的脑门子一样发光,才肯罢手。就在这段时间,我开始见到了她的哥哥,夜晚在昏暗的街道上踽踽独行,一面走,一面朝过往的行人脸上张望。在这种时候,我从来没有跟他打过招呼。当他的身影庄重地走过去时,我十分清楚地知道,他寻找的是什么,害怕的是什么。
当我有时间时,为了装装样子,我偶尔仍去博士公堂走一走。这天下午,特雷德尔来博士公堂找我,他看上去那么郑重其事,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我这男孩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我要去领结婚许可证了。
这只是一份小小的文件,但管着这么大的事。我领来后把它放在我的写字台上,特雷德尔望着它直出神,半是羡慕,半是敬重。那上面,大卫·科波菲尔和朵拉·斯潘洛两个名字,像是往日甜蜜的梦境似的联结在一起;在结婚许可证的一角,印有印花税局这个父母机关,它慈祥地眷注着人生的各项活动,也关切地俯视着我们俩的结合。上面还印有坎特伯雷大主教为我们祝福的话,这是一项要价极为低廉的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