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格蒂也到伦敦帮忙来了，她一到马上就动手干起活来。她那部门的工作好像是专管把一切东西一遍又一遍地擦干净。凡是能擦的东西，她都擦了，一直擦到所有东西，都像她那个忠实的脑门子一样发光，才肯罢手。就在这段时间，我开始见到了她的哥哥，夜晚在昏暗的街道上踽踽独行，一面走，一面朝过往的行人脸上张望。在这种时候，我从来没有跟他打过招呼。当他的身影庄重地走过去时，我十分清楚地知道，他寻找的是什么，害怕的是什么。
当我有时间时，为了装装样子，我偶尔仍去博士公堂走一走。这天下午，特雷德尔来博士公堂找我，他看上去那么郑重其事，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我这男孩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我要去领结婚许可证了。
这只是一份小小的文件，但管着这么大的事。我领来后把它放在我的写字台上，特雷德尔望着它直出神，半是羡慕，半是敬重。那上面，大卫·科波菲尔和朵拉·斯潘洛两个名字，像是往日甜蜜的梦境似的联结在一起；在结婚许可证的一角，印有印花税局这个父母机关，它慈祥地眷注着人生的各项活动，也关切地俯视着我们俩的结合。上面还印有坎特伯雷大主教为我们祝福的话，这是一项要价极为低廉的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