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康德指引的政治之路并非平常“政治人”胆敢选择并能够承诺得了的“非常之道”。“蜀道”难，难在其直指“青天”，而绝大多数“政治人”的为政为官之难，却首先在其不得不置身俗世，不得不深入“人间烟火”接受熏烤。更何况，一心纠结于大理想、大原则、大道义，很容易——当然也不必然——落入柏拉图《理想国》的政治道德化、政治哲学（王）化的乌托邦境地，若如此，便极有可能造成只有理念想象没有柴米油盐的社会局面，甚或因思想、灵魂和信念之争而导致“樯橹灰飞烟灭”的人间悲剧！亲历“文化大革命”的现代中国人不难理解这一点。当然，这并非康德本意，而只是我的直观引申而已。康德的本意在于，真正的政治智慧必须本于理性的政治伦理，要遵守大义原则，初心不改，而不能攻心于权谋和权力！否则，就会落入政治心机权谋一类的“政治智虑”，后者不是一种“治理人的艺术”，而是一种治政的“技艺”，诸如，“Fac et excusa（干了再说）”“Si fecisti，nega（如果干了，就否认）”“Dicide et impera（分而治之）”等政治权术准则就是如此。就此而论，政治伦理乃是最高的、首要的政治智慧，而其他因素，如政治的判断与裁夺、政治胸怀或抱负、政治意志果敢等，都只是基于政治伦理原则所实施和表现的政治美德或政治德行。这种见解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道、术、势”三位一体说教中的“道”论颇为近似。历史上，确乎不乏追寻政治之“道”的仁人志士，但更多的是“道”之难存、志之难酬的政治悲剧。远的不说，就在晚清朝野，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然则，“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们可以赞叹曾文正公自律守道的政治大义，将之视为一种政治伦理的典范；也可以赞美左文襄公拓疆留柳的政治壮举，将之归为坚定维护“国家权利”（康德语）的政治伦理典范；亦不妨称赞李文忠公殚精竭虑的政治忠诚，将之看作另一种有所不同却依旧合乎现实理性的政治伦理范例。比照三公的政治德行和成就（政治美德），“老佛爷”的所作所为就是十足的“政治智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