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即框架是一个难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三级框架说法，即“国资委—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企”三级框架。此前我国国有资本监管体系是“国资委—所属国企”二级框架结构。无论是二级框架还是三级框架，都必须先解决一个问题：企业由政府哪个部门来管？否则全面深化改革难以深入下去。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9个专业经济部门一并撤销或降格为行业协会，由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原来的“九龙治水”变成“一龙治水”。
但这“一龙”却治不了水，这是因为政企不分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现在又恢复成“五龙治水”——国资委监管所属国企，财政部掌握财权，工信部抓工业，发改委管项目，中组部人社部负责人事任免和薪酬，结果导致国资委身份尴尬，很多事都管不了。
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权在谁手里，利怎么分。比如财政部提出成立金融国资委，国土部也提出过矿产国资委；文化部和农业部下也有很多国企，有效益的都抓住不放，这样一来除了大“五龙治水”还有小“五龙治水”。现在是权、事、利三者中，事在国资委，在权和利上哪个部门都不肯随意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