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三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 “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唐太宗观司马相如等文人传记尚且如此用心，何况与他治理天下关系密切的帝王纪传了。贞观十一年，他对高士廉说： “昔汉高祖只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这是他熟读《汉书·高帝纪》的例子。
唐太宗还喜读编年体的《汉纪》,贞观三年年底，他为了奖励凉州都督李大亮的直谏胆识，特赐荀悦《汉纪》一部，认为“此书叙致既明，议论深情，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 “极为治之体”,意即从《汉纪》中可以充分吸取大治天下的丰富经验。
如果说，唐太宗借鉴《隋书》主要是为吸取反面教训的话；那么，借鉴《汉书》可说主要是吸取正面经验了。太宗最景仰汉初的高帝、文帝、景帝，然而高帝有杀戮功臣之诮，景帝有误诛晁错之失，终不为美，太宗间有指责，唯文帝不见太宗责难。
汉初文景之治当首推文帝之治。唐太宗倾心文帝，以致在治理国家方面颇多效法。文帝的“夫农，天下之本也”的农本思想， “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的君臣一体思想， “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的任贤纳谏思想，释送宫女、“令得嫁”的人道思想，对南越“以德怀之”的民族德化思想；张武等人“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的感化思想等，均可从唐太宗执政时找到借鉴的痕迹。而且还以己德不逮文帝自励，如贞观初，群臣议建高阁，他说： “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竟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