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文人，九个轻狂。”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
1415年（永乐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
明朝的牢，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牢；明代的刑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同时又是最残忍的刑法。当狱门打开，解缙透过来一丝光亮，见锦衣卫帅纪纲为他端过酒来，起初，他还真吓得有点魂不守舍，以为是一盏鸩酒。休看知识分子像死了的鸭子那样嘴硬，到了坎节上，腿一软，马上就反弹琵琶。“这，这，这……”他嗫嚅得都说不出一句整话。幸好，纪纲先啜了两口，以示无碍，然后告诉他，贺你啦，解学士，永乐爷说，想不到你仍旧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解缙怔住了。
这场面如果搬上京剧舞台，肯定会有下列对话：
“当真？”
“当真。”
“果然？”
“果然。”
喝着这位警察局长殷勤满上的酒，他不禁涌上当年洪武爷面谕的回忆：你这个小小的解缙，先回去读十年书，再来为官。于是，学士不禁忽发奇想，也许，应了万岁爷的话，难道，这是我长剑出匣、剖璞为玉的一天来临？总是容易往好里想，往有利的方面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伤，尤其统治者将他往死里整的时候，这种机会主义的自慰心理，麻醉得他刀架在脖子上，还感恩戴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