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倡“学而知之”，这在历史发展上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积极意义又被他自己阉割，窒息于“生而知之”的天才观及“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先验论中，其消极作用便由此产生了。这与他主张“不变”的伦理史观是相吻合的。
关于他的教育功能的观点，我们只能说到此为止了。不过他的这一套理论，是从伦理史观上来的，从“礼治”上来的。“礼治”是本。
从这一套理论，再引出伦理史观中的英雄史观，更是顺理成章了。
一方面，从礼的规范来说，只有先人才能引导后人，只有上才能治下，惟有父方可训子，因此，历史是帝王所创造的，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不可怀疑的么？秩序是“天”下来的，由君来维持，历史只能由英雄来写，一部中国史岂非帝王将相的兴亡史？
另一方面，从其“生而知之”的先验论来说，只有“上”者才拥有“礼”，才能进行“礼治”——于是，“亚圣”孟子便继承孔子的衣钵，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尽心知天”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