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记》《汉书》的地理学成就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一些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如《山海经》《禹贡》等。到了汉代，中国地理学著作方面又呈现出了新的气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史记》和《汉书》，不仅是两部重要的史学著作，而且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地理学著作，代表了当时地理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在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一书中，丰富而又翔实的地理学知识在多方面得到体现，并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如其中的《河渠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论水渎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记载了人们的治河治水活动，但其中讲到水渎的部分不及全篇的1／3。《河渠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禹贡》导水部分的继承和发挥。全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禹迹，但并不囿于《禹贡》的记述，而是在亲自勘探、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发人深省的问题。如对于大禹治水为什么要导河北行、至碣石入海，而不顺流东经徐州入海这一问题，司马迁经过自己的实地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指龙门—朔方一段地势高、落差大），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因而于下游“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入于渤海”。这不仅是前人之所未发，而且也体现了司马迁“事必实际考察，深入思考”的作风。书的第二部分记述了汉以前的水利工程，重点讲了在秦国蜀守李冰主持下，对岷江的治理工程，以及秦郑国渠的修筑。第三部分则是对汉代水利工程的记载，这是全篇的重点。汉代治水有三个目的，即治水害、通漕运、溉农田。在司马迁所生活的汉代，黄河已发生两次决口，一次是在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另一次是在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这两次水害都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河渠书》就记载了这两次治河的过程。漕渠的主要工程是引渭水，自长安东行三百余里至于河，以代替渭水漕运，三年而成。渠旁又可以之溉田，其利甚博。此外，书中还记载了关中的龙首渠、关东地区的引淮引汶、河西走廊的开渠灌田等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