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甭想让我不说品脱，”老头儿发着牢骚在杯子后面坐下来，“半升不够啊，不过瘾。一升又太多，膀胱受不了，更别提那价钱了。”
“从您年轻时到现在，您肯定见过不少变化了。”温斯顿试探着说。
老头儿淡蓝色的眼睛从飞镖靶扫向吧台，又从吧台扫向男厕的门，好像在期待这间酒吧发生什么变化。
“那时的啤酒好喝多了，”他总算说话了，“也便宜多了！我年轻的时候，淡啤酒——我们叫它汽酒——四便士一品脱。当然，那是在战争以前。”
“哪次战争？”温斯顿问道。
“所有战争，”老头儿含糊其辞地说。他端起酒杯，又一次挺起了肩膀，“祝你身体健康！”
他尖尖的喉结在细瘦的脖子上迅速上下移动，快得出奇，酒被他一饮而尽。温斯顿去吧台又拿来两个半升，老头儿似乎已忘了自己对喝一升酒的成见了。
“您比我大许多岁，”温斯顿说，“在我出生前您就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您能记得以前，也就是革命前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对那时候的事真是一无所知。我们只能从书上读到，但书上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的。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历史书上说，革命前的生活和现在完全不同。那时候有最恐怖的压迫、不公和贫困，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就在伦敦，很多人一辈子都吃不上一顿饱饭，有半数以上的人甚至没鞋子穿。他们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九岁就辍学了，十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睡觉。但同时却有少数人，只有几千——被称作资本家的——他们有钱有势，拥有能够拥有的一切。他们住在富丽堂皇的华屋豪宅里，有三十个仆人伺候，出门坐的是汽车和四驾马车，喝的是香槟酒，戴的是高顶礼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