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甭想让我不说品脱,”老头儿发着牢骚在杯子后面坐下来,“半升不够啊,不过瘾。一升又太多,膀胱受不了,更别提那价钱了。”
“从您年轻时到现在,您肯定见过不少变化了。”温斯顿试探着说。
老头儿淡蓝色的眼睛从飞镖靶扫向吧台,又从吧台扫向男厕的门,好像在期待这间酒吧发生什么变化。
“那时的啤酒好喝多了,”他总算说话了,“也便宜多了!我年轻的时候,淡啤酒——我们叫它汽酒——四便士一品脱。当然,那是在战争以前。”
“哪次战争?”温斯顿问道。
“所有战争,”老头儿含糊其辞地说。他端起酒杯,又一次挺起了肩膀,“祝你身体健康!”
他尖尖的喉结在细瘦的脖子上迅速上下移动,快得出奇,酒被他一饮而尽。温斯顿去吧台又拿来两个半升,老头儿似乎已忘了自己对喝一升酒的成见了。
“您比我大许多岁,”温斯顿说,“在我出生前您就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您能记得以前,也就是革命前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对那时候的事真是一无所知。我们只能从书上读到,但书上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的。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历史书上说,革命前的生活和现在完全不同。那时候有最恐怖的压迫、不公和贫困,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就在伦敦,很多人一辈子都吃不上一顿饱饭,有半数以上的人甚至没鞋子穿。他们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九岁就辍学了,十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睡觉。但同时却有少数人,只有几千——被称作资本家的——他们有钱有势,拥有能够拥有的一切。他们住在富丽堂皇的华屋豪宅里,有三十个仆人伺候,出门坐的是汽车和四驾马车,喝的是香槟酒,戴的是高顶礼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