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品、货币的诱惑之下，社会各阶层“锱铢共竞”，形成一股追逐金钱的社会风气。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末富居多、本富益少”[49]的情景。传统的伦理纲常受到猛烈的冲击，“下陵上、少侮长”的现象层出不穷。“厌常喜新，去朴从艳”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缙绅士大夫纷纷突破封建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等级规范，追求高大宽敞的住宅、富丽堂皇的摆设、鲜艳明丽的服饰。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以奢靡为荣，群起仿效，“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50]。逐利与奢侈之风的盛行，使封建秩序陷入了紊乱的状态。
就在中国内部封建经济结构开始出现缓慢而重大的变化之际，西方的传教士踏进了中国的国门。继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耶稣会创办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到达广东上川岛之后，万历十一年（158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和罗明坚又进入广东肇庆，在那里设立传教据点。后来，利玛窦还辗转来到北京，受到明神宗的召见。此后，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为了排除传教的障碍，他们在设法争取官府支持的同时，还广泛接触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传播西方的近代文化。西方的近代文化兴起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之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面貌迥异，特别是其自然科学技术比中国传统科技先进，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吸引了不少中国士大夫。他们纷纷同这些传教士交往，积极学习西方近代文化。如礼部尚书徐光启即“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通其术”，并同利玛窦、熊三拔等传教士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等一批西方学术著作。西方近代的哲学、逻辑学、艺术，特别是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地理学、机械工程学及火炮制造术等自然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了中国。而中国的文化包括儒家经典著作等，也以这些传教士为中介，陆续向西方传播，在西欧一些国家掀起一股崇尚中国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