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有志于史，能够出任史官，本应是遂了本愿，但当时正值唐朝政局混乱时期，政出多门，史馆监修太多，人各言殊，他感到很难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写《史通·自叙》时回忆当时的处境：“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这不仅促使他对当时的官修史书制度进行反思，同时也促使他思考作为一个史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与条件。他感到“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也就是不懂史学的真义，因而他感到有必要对过去的史学进行一次系统的批判总结，“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这就是《史通》写作的动机。刘知几的这种意识并不是孤立的，他的《史通》写成后，当时著名学者徐坚非常推崇，说：“居史职旨，宜置此书于座右。”[61]刘知几还与当时的史学家朱敬则、刘允济、薛谦光、元行冲、吴兢、裴怀古常“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这说明史家自觉意识的萌醒，是当时史学界的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