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达姆·侯赛因的体制与我已引证的其他人的体制之间存在的差异中，我将提到两个差异，它们特别涉及我的意图。第一个差异存在于正当西方制度的扩张达到史无前例的比例时，伊拉克对西方制度突然发出了挑战。在这点上，萨达姆·侯赛因似乎并未采取措施推翻象征着柏林墙倒塌的世界格局。相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和德国所遭受的经济危机仍然影响了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第二个差异则不太合时宜，我将更多地停留在它上面：它与目前思考的一般方向联系在一起。使得上面提及的独裁成为可能的，首先是打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苦难，回想这一点是毫无用处的。这种苦难使人感到羞耻，它激起了怨恨，并且正是在此存在着种种情感情绪，其中大多数精神在当代西方几乎并不拥有表现，因为它们并不拥有表现的经验。人人都受了羞辱，因为人人都估计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和文化同支配者所属的相比较同样杰出，而非差得远。当涉及一种偶然而新近的失败时，羞辱就仍然是次要的，而怨恨就被克服了。如统一的德国，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