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如果一个社会团体内部有许多相互的侵犯，它向对外团体的侵犯就不可能成功。当统治者的权力渐渐多得更强大时，他就禁止内部的相互侵犯，并对不从施以惩罚。而这种政治的抑制又马上得到宗教抑制的支持。对死去首领的灵魂的恐惧也导致了一种对首领惯常下的命令的尊敬产生，这些命令最后获得一种神圣性。随着社会日益进化，抑制也进一步发展，直到逐渐形成一种民法的体系，违反它的行为将遭到社会的反对，并视之为使神发怒的行为。
但是，这三种抑制（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并没有构成道德的抑制，而只是对它的准备。道德的抑制不涉及行动的外在结果，而只涉及它们的内在结果，不涉及动作所附属的偶然的后果，而只涉及动作自然产生的后果。“对于谋杀真正道德上的制止不是体现在作为其后果之一的绞刑或者罚入地狱，也不是体现在人们激发起来的嫌恶和憎恨中，而只是体现于这种行动所自然产生的后果——受害者所遭受的极度痛苦，他所有的幸福的完全毁灭，遗留给他亲属的强烈痛苦。”“只有在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抑制产生了一个稳定的团体以后，人们才能充分地经验到侵犯的罪恶所引起的痛苦。这些肯定性质的和否定性质的、感官的和情感的痛苦经验，足以使人们产生那种由于意识到罪恶的内在后果而被公认的道德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