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进一步推进了礼治的思想。他认为，国家的安危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139]这是在治国方略上十分清楚地提倡礼治。在制度建设层面，贾谊主张“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贾谊还运用五行学说，倡导汉朝“色尚黄，数用六”，论证汉朝是按照五行生胜原则，承“运”而出。为了统治秩序的安稳，他在其著名的《治安策》中，利用秦朝暴亡的惨痛教训，极力倡导礼治。他说：“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人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在贾谊看来，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弘扬礼、义、廉、耻，不施仁义，不行礼治。因此，他在《治安策》中明确指出：“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贾谊的这些思想，是汉代礼治发展的重要环节。从思想发展的脉络上看，贾谊的礼治思想，主要还是承袭了孔孟，但同时也引进了阴阳理论。而由于阴阳理论的掺入，就在客观上开辟了最终走向谶纬神学、形成宗教信仰的可能，这在后来的董仲舒思想特别是谶纬思想中表现得特别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