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学的研究在民国也取得很大成绩。章太炎和黄侃是此期传统音韵学的最后继承人与高峰。他们在古韵分部的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但也走到了终点。五四以后，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大体有两条路子，一是以钱玄同、汪荣宝、魏建功等人为代表，他们有深厚的传统音韵学功底，又接受了某些新的语言学观念，能够因旧变革，开创新境。钱玄同著的《文字学音篇》（1918），是影响较大的承上启下之作，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1923），是率先用梵汉对音，日译吴音和日译汉音等材料，以比较法研究音韵学的首篇专论，文章发表后，引起音韵学界的震动和争辩。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1925），也是受国内外推崇的研究音韵发展史的名著。
民国音韵学研究的另一条路子，则以罗常培、王力、李方桂、陆志韦、张世禄等人为代表，他们更多地接受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尤其受以高本汉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学说的影响较大，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予以修正补充，对音韵学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索。高本汉是瑞典著名汉学家，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始于1915年，成于1926年，用中国语言学史的旧材料和现代方言的活材料，构拟中国的古音。在工具上采用“音标”，方法上则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这种新工具新方法的使用，对中国音韵学的进步推动极大。乾嘉学术大师段玉裁曾研究出“支、脂、之”在古音中应该是不同的三个韵部，但为何不同，怎样的不同，却至死也未弄清。而有了音标和比较研究法后，可以用音标标出“支、脂、之”三个韵部的不同音值，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后由赵元任、罗常培和李方桂三个著名的语言学家译成中文出版。他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错误的地方都征求著者的同意予以更正，有些原著不够充实的地方，他们还加以了必要的补充。该译著实际上包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当时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水平。此外，罗常培著《汉语音韵学导论》、《唐五代西北方音》，王力著《中国音韵学》，陆志韦著《释中原音韵》，张世禄著《中国音韵学史》，也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