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共和国为人向往,经由沙龙讨论或科学院征文而成为“文学公民”的人不少,他们就此进入一个观看与被人观看、议论与被人议论、解释与被人解释的空间,个体言行不再是单向的付出,多少会有舆论或政治后果。他们勇敢地担负起变革风俗的责任,时至晚年在回忆录中描述青年时代的作为,18世纪的“青年”进入了现代历史,与“中年”“老年”有一样的地位。所以,文学共和国扩展了个体生命的长度,一个人在二十岁,或更年轻时,只要在时代精神里有所开拓,他的生命就有历史分析的价值。但幸运者少,多数人境遇艰难,文学共和国不是理想国,有名利就有扭曲的品性,身处其中的人有时会随波逐流。
卢梭走了这条路。青年时代,他认同文学共和国的精神,支持科学事业,参考热门话题创作诗歌、戏剧和科学文章,希望被人关注。1736年与华伦夫人住在沙尔麦特时,他读过奥拉托利会和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出版的作品,还有一本科学入门读物,笛卡尔派的贝尔纳·拉米(Bernard Lamy)的《论科学》(Entretiens sur les Sciences),“反复读了上百遍”[178]。1738年7月,他向《法国信使报》投递论文《我们居住的世界是否是球形的》,提及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牛顿、卡西尼(Cassini)、菲兹(Fizes)、哥白尼的理论,他自己也做证明地球是椭圆体的实验[179]。之后,他创作诗歌《华伦夫人的果园》(1739年)、《西尔维的林荫道》(1745年),以及戏剧《乡村卜师》(1752年)等二十余篇作品。因与主流思想有别,卢梭为同侪所轻,尤其是1750年发表《论科学与艺术》后,身心问题引起交往障碍,他在文学共和国总要应对出乎意料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