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教育的政治作用，董仲舒、扬雄、王充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董仲舒生活于西汉鼎盛时代，又遇到汉武帝这样一个要有所作为的君主，使他得以重申儒家的德治学说，提出“任德而不任刑”[84]，把教育视为治国的根本。他强调培养统治人才的重要，认为统治者进德修身，将影响一代世风，“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85]，统治者是世风的倡导者，修齐治平是统治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他竭力提倡加强统治人才的培养教育，曾向武帝进言，要让未来的统治者“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86]，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是为官的基础，长成之后要量才而用。他还特别强调社会教化的极端重要性。汉武帝时代，国力强盛，但离心的力量仍然存在，董仲舒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已敏感地认识到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他除了提出旨在统一思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外，还提出了社会教化理论。他认为刑罚只能触及人的肌肤，并不能提高人的觉悟和道德修养，而教化却能造成统一的人心。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教化一旦转化为民俗民风，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力量，长期制约人们的思想行为。而实行教化必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统治者要以身示范；二是各级官吏要“承流宣化”；三是要重视学校教育，“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四是要建立一套礼乐制度，使人们有遵循的规范。董仲舒的这些见解，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教育的发展，就是今天，仍有启发意义。扬雄继承了董仲舒的德治教化思想，认为“为政”绝不能“先杀后教”，正如自然天气，只有“先春而后秋”，绝不会“先秋而后春”，对待老百姓，只“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刑”，因为“觌德则纯，觌刑则乱”[87]。而要立德，就必须对老百姓进行教化教育，教化为先，才是治国的根本大计。而教化又必须本之于学校，所谓“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并列，勉人役，唐矣夫”！[88]王充同样强调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教训之功”在培养统治人才方面必不可少，“孔门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89]，就在于他们都蒙受了圣人之教。他提出“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理之吏。欲令凡众见礼义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于后”[90]。以学校教育在先，法制约束在后，社会必然礼义流行，达到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