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想鉴别在近东对峙的两个政党并确定在部队和宣言那边的真正冲突的赌注，那么，这个权威问题就可充当试金石。在现代制度下，更在后现代制度下，权威是受争论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权威向来只是归于并让予个人或团体的，个人或团体只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占据着权威场所。这个场所原则上是空闲着的。权威是由一个契约确定的，虽然权威的话起最终决定性作用，并且戒律是用这种话表达出来的。
这就是民主政体的悖论，以致涉及共同体的最迫切要求、“基础”和诸决议都产生于共同体的一个决议。如此，依附于戒律理念和最高法庭理念的超验性或相异性仍然内在于共同体的同一性。权威场所的空闲是这种“空白”或这种虚空的典型范例，开放的制度在自身内部保留着这个虚空，以便有能力批判、纠正并调整自己特有的性能。就权威人物与圣父这样的角色相似而言，我们可以说在这里“圣父”是被子孙共同体选定的，是在子孙共同体内选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