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哪儿，我都从未见过有什么东西有那教堂墓地里的草一半翠绿，没有东西有那儿的树木一半葱郁，也没有东西有那儿的墓碑一半宁静。在清晨，当我从我母亲卧室套间里的小床上跪起来，朝那儿看时，看到有羊在那儿吃草；还看到照耀在日晷上的红光，于是我心里想：“日晷又能报时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为这感到高兴呢？”
还有我们家在教堂里的座位。那座位的椅背多高啊！旁边就有一扇窗子，从窗子里可以看到我们家的房子。在做早祷的时候，佩格蒂朝我们家的房子看了许多次，她要尽可能地弄清楚，我们家有没有遭到盗窃，有没有着火。不过，尽管佩格蒂的眼睛可以四处张望，要是我也那么做了，她就会非常生气；我站在座位上时，她就朝我直皱眉头，要我看着那个牧师。可我不能老看着他呀——他就是不穿那套白衣服，我也认识他，而且我怕他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老是这样盯着他，说不定会停下礼拜来问我什么——那我该做点什么呢？打哈欠是很不好的，可我总得做点什么呀。我看我母亲，可她装作没有看到我。我看过道里的一个孩子，他朝我做鬼脸。我看穿过前廊从敞开的门口进来的阳光，看到那儿有一只迷了路的羊——我说的不是罪人[3]，而是宰肉吃的羊——好像正犹豫着有点想进入教堂。我觉得，要是我再朝它多看一会儿，我也许会忍不住高声说出什么来。那样一来，我就会变成什么啦！我抬头看墙上的那些纪念牌，试着想到本区新近去世的鲍杰斯先生，当他久受病痛折磨，医生束手无策时，鲍杰斯太太会有什么感想呢。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请过齐利普先生，是不是他也无能为力；如果是这样，这事每星期都会让人想起一次，他会怎么想呢。我把目光从戴着礼拜天围领的齐利普先生身上转到讲坛上。我心里想，这个讲坛用作玩耍的地方多好啊，可以当作一个很好的城堡，由另一个孩子沿楼梯往上进攻，在上面的人可以拿带穗子的天鹅绒垫子往他头上扔。想着想着，我的眼睛渐渐地闭上了，开始好像还听到牧师热情地在唱一支催眠曲，以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直到我咕咚一声从座位上跌了下来，然后佩格蒂把我这个半死不活的人抱到了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