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建立以后,围绕着儒、释、道三教曾经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争,傅奕先后七次上疏,坚决主张兴儒、道而排佛。统治集团经过慎重的抉择和考虑,决定继续奉行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唐太宗曾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2]从而明确了儒学作为治国之根本的国策。同时,唐太宗还提倡佛、道二教,他又说道:“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训,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风齐致。”[13]指出佛道对于安定社会、纯厚风俗的教化作用。至此,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被定为国策。太宗以后,不同的君主由于不同的原因,而在三教之中各有所侧重,但这一政策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
在对待三教的关系上,唐代统治者也大多持调和融合态度。自从唐高祖提出:“三教虽异,善归一揆。”[14]以后的君主大多循此思维趋势。唐高宗曾说:“释、道二教,同归一善。”[15]即使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佞佛的武则天也提倡:“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宗,”[16]因而主张佛道齐重。唐睿宗、玄宗父子是以好道而闻名的,但他们也主张佛道并重,睿宗说:“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17]玄宗也说:“道教释教,其归一体。”[18]即使是到安史之乱以后,这一态度也基本上没有改变。唐德宗就称赞:“释、道二教,福利群生。”[19]正是这种三教并重、兼而用之的文化政策,使得唐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没有搞一家一说的独尊。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儒、佛、道三家的相互吸收和融合,而且还造成一种开放的文化氛围:各种思想学术和外来宗教都得到自由发展,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纷纷涌入。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而不必屈从于一尊意志。这样就在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的情形下,形成了多教共存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