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史记》以下,历代正史中都有一些类传;魏晋南北朝以后,各种专题性质的传记如雨后春笋,而正史中类传的名目也时有变化,这无疑启发了李贽对于历史人物的分类和评论。但是,像《藏书》这样对历史人物提出了整体性的认识,并按他们的身份、事功、专长、性格等做详细的分类和评论,大胆倡言作者的批判性见解,以前还不曾有过。这是李贽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贡献,而尤其是对历史评论发展的贡献。
这里,附带说一说《史纲评要》这部书。据康熙《麻城县志》记,李贽所著书中有《史纲》一部。又据康熙时人吴从先所作《史纲评要序》称:“若其凌轹无状,信非卓吾不为,非卓吾不能矣”;“予所疑,疑所藏者,必不疑卓吾”。因此,今人一说,以《史纲评要》为李贽所撰。[96]现姑依此说,略述其书,存而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