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苏东坡的刚直性格,能够自我敛抑一些,不去忤弄这位权倾一朝的同行;也许,就像当时很多人的看法一样:“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至少,不会在宋代历次翻烧饼的“政治运动”中一再倒霉,直到搭上一条老命。主撰《宋史》的元代大臣脱脱,不以为然。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从下面他写的一首诗,也可看出他,即使想不做他自己,也难。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
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次韵郭功甫观予画云雀有感》)
列宁说过,后院里的鸡,飞得再高,飞不出院墙,只能在垃圾堆上啄食;山鹰有时也会飞得很低,但属于蓝天的它,永远要高高飞翔在碧空里。苏东坡虽然“悔不卑飞”,但他的这种“性格悲剧”,注定了不可能“卑飞”,这也是种下他一生不幸的根由。
林语堂作《苏东坡传》,把苏轼划入反对新政的保守派阵营,不完全正确。只是以司马光、欧阳修为首的保守派,人多正直,皆为君子,苏轼从思想感情上,从人文精神上,更容易彼此呼应,心际相通,因而贴近交融,自在情理之中。而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悉为奸佞,绝非善良,使得苏东坡从良知上,必然要疏远这类食肉类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