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28] 原文较长，载《汉书·董仲舒传》。
[329]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30] 谓宣公缪公的让是“不中法”。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78页。
[331]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332] 同上书。
[333] 原文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玉英》，第71—72页。关于《春秋》重元，《王道》篇也有相近论述：《春秋》为什么要贵“元”？因为元即始，说的是其本的端正。所谓道乃是王道，王乃是人民的根本。王正，就元气和顺，天降祥瑞；王不正，就贼气并出，天降灾异。五帝三王“不敢有君民之心”，他们实行德政，合乎王道，天下就呈现出一派和乐自然的景象（合乎儒道两家憧憬的至德之世）。桀纣骄溢妄行，结果身遭诛戮，天下大亡。东周以来，礼坏乐崩，灾异迭生，孔子作《春秋》，目的就是为了“反王道之本”，这就是贵元。概括起来，元即始，即为政的根本，也即是王道，行王道则天下治，失王道则天下乱，所以为政要贵元，贵元就是贵王道。这就是董仲舒以“元”、“正本”的思想。（《王道》，第100—102页）《二端》篇则提出“贵微重始”乃是《春秋》大义。以天谴明元之深也，所谓元之深，即天谴也。知天谴而修己，则为王者也。《春秋》之所以有灾异，端在于“贵微重始”，在于元之深也。（《二端》第155—156页）说来说去，都是强调《春秋》重元就是要君主正己修身，以为政治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