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从古至今治理国家亦有一个“相承而不可废”的常道。他说:“治天下有常道,下不过为民,上不过为君,君民不过欲交得其所愿,人无异性,则占今无异时,其所以治之者一而已矣。”(《叶适集·进卷·苏绰》)
陈亮则有“今不如古,世风日下”的哀叹。他认为,“汉唐之君,本领本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甲辰答朱元晦))。但汉店却不如三代,“三代做得尽者也,汉唐做不到尽者也”((与朱元晦·又书))。在天理、人欲问题上,他与朱熹不同,认为二者是不可分的,人欲适度,就是天理。不过,这“适度”与“节欲”、“寡欲”并没多大区别。末了,他仍免不了陷入“天道六十年一变”(《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的历史循环论中。
之后的王廷相,也许要“离经叛道”一些,他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善少恶多:“自世之人观之,善者常一二,不善者常千百;行事合道者常一二,不合道者常千百……故谓人心皆善者,非圣人大观真实之论,而宋儒极力论赞以号召乎天下,惑矣!”(《雅述》上篇)他从气质出发,论及,“性之善者莫有过于圣人,而其性亦惟具于气质之中。但其气之所察,清明淳粹,与众人异,故其性之所成,纯善而无恶耳,又何有所超出也哉?圣人之性既不离乎气质,众人可知矣。气有清浊粹驳,则性安得无善恶之杂?”((答薛君采论性书))这与程朱理学中的“圣人”论,可谓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