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沧桑,重返燕京大学,我已年龄“老大”,心情十分抑郁,落落寡欢。这时,四哥祜昌在家乡读三哥泽昌的旧书,因三哥少年时是个小说迷,当然也就有《红楼梦》等等有关的“闲书”。四哥因而重看起《红楼》来了,对作者曹雪芹之为人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与求知欲,就写信给我,希望我对他(雪芹)作一番考察。
这一封信不打紧,却一下子引发了我这个早先读不懂芹书的人的极大兴致,一头扎进了“红学”的无边乾坤世界里去了!
从那以后,我与四哥两个人在四十几年中,无有一时一刻不在为考芹研《红》而努力。什么困难险阻、挫折中伤,都没能使我们二人改变初衷,失去信念。
我与《红楼》的夙缘,始于家庭母教与手足之情,但更始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极深至厚的培育灌溉。
再说我的母校燕京大学,没有那样的学术环境我是无法做“红学”功夫的,特别是那座了不起的图书馆,凡是我想用的书,那儿几乎一索即得,那藏书太富了!可是,只没有《红楼梦》的好版本。后来,经过我的提议与张伯驹先生的努力,使得珍贵的《庚辰本》成为了馆中珍笈——彼时的情况,那种古钞本无一人重视,任其流落湮埋,如不得入此名馆宝库,其命运真是不堪设想,难以揣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