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成为中国史学思潮的主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发展变化出现了新的态势。一方面是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历史发展认识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是史学界通过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辩难，唯物史观同中国历史结合的程度更加紧密了。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主性意识进一步提高。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各种史学思潮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相互间也并不是没有任何联系的。郭沫若在1929年写道：“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振玉）、王（国维）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36]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新历史考证学之间是有联系的。周谷城在1944年讲到“创造中的新史学”时，一方面指出：“整理史料，乃创造新史学所不可忽视的基本工夫。直至最近，又有疑古辨伪之风，此殆可视为乾嘉以来考证风气的继续。”一方面又指出：“在疑古辨伪与考古求真的过程中，纯粹史学或史学方法论，亦有作者，如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是也。”[37]这是把疑古辨伪、考古求真同“新史学”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各种史学之间，毕竟又有很大的不同，以致有根本性质的区别。因此，当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逐步深入探讨时，这种不同和区别就更加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主性意识也就随之而增强。1956年，胡绳在《历史研究》上发表长篇论文《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论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观念》，对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做了分析。作者在此文的最后写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就因为它是彻底消除在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保障人们无病无灾的灵符，而是引导人们克服各种困难而正确地前进的指针”；“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也同样会失足落到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陷阱中去”[38]。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见识和睿智，他所担心的人们“掉以轻心”的事，果然被他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