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夫材质、生活，彼此不齐，事务执行，难易有别，国家取士，理应兼顾各方，不能专悬一最高目标，亦不能偏用一特低格式，职是之故，考试方法本来相同之明经、进士两科，遂逐渐发生歧异。然而某种方法施用于某科，只属定制时偶然之性，及其施行稍久，进士优胜、明经落后之趋势，乃得形成。换言之，中唐以后进士科之重用，始属于必然性，其理由如下：
1．明经“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会要》七五）不负责任之主司，便不难徇情作弊。进士诗、赋限韵，要自出心裁，比口试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而且进士及第人之文策，须送中书门下详覆，防弊之术亦较密。
2．明经试策只须“粗有文理”，便可取中，可见悬格已低。
3．“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通典》一五）又大和四年格，进士不过廿五人，大和八年格，明经不过一百一十人，（《会要》七六）大抵取录进士之数，平均每年总不过三十13，故当时人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摭言》）何况，隋开皇三年以后，海内一命以上之官，都经吏部除授（见《隋史》二节），自须安插若干士人；故权德舆云“取明经初不限员”，而一般急于求禄资生者咸出其途，趋之既多，取之就不能不放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