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依然是这一时期外国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哲学方面，在众多的外国哲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它特有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以空前广泛的规模在中国得到了系统的传播。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被大量翻译出版。五四时期一些马列原著就逐渐被介绍到中国来了，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翻译和出版却是从1928年开始的。据不完全统计，仅1928—1930年，新翻译出版的马恩经典著作就近40种，[8]列宁的原著也有14种之多。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此外，苏联、日本、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也大量翻译过来，不仅有普列汉诺夫、狄兹根、德波林、河上肇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者的哲学著作，也包括大量苏联“少壮派”的哲学教程和著作。与此同时，对西方哲学的研习与宣传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个时期和某个流派，而是对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各个时期的哲学都进行了介绍。此期全面介绍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著作就出现了26本，其中中国学者撰写了11本，翻译外国学者所著哲学史15本。对古代希腊哲学原著的翻译介绍也达到了空前系统和深入的程度，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人的哲学著作在这一时期均被大量翻译出版，为中国人全面研究西方哲学的源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一度趋于沉寂的西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哲学的研究介绍，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17、18世纪一些西方哲学家的代表著作，被有选择地翻译过来，而且大多数均从原著直接翻译。例如，关其桐在1934—1936年间就翻译了培根、巴克莱、笛卡儿等人的8种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杨伯恺在1934年翻译了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几位唯物主义哲学家的4部著作，由辛垦书店出版发行。德国古典哲学的传播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此期翻译出版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著作11部，还有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11种，此外中国学者还发表了大量的有关介绍文章和论著。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国内各种主要报刊发表传播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文章共150篇左右，其中有关黑格尔的文章就达到93篇、康德的30篇。现代西方哲学的传播热度虽然不如五四时期，但仍占有一定比例，一批近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经过中国学者的翻译引进到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在这一时期，中国又出现了近代以来的第二次“尼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