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笔是信史的基础，但仅有直笔还是不够。因为秉笔直书一般是对当时人记当时事提出的要求，而一部信史的完成往往不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后人的俊识通才方能完成。关于这一点，刘知幾曾有很精辟的论断：“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161]当时之简，属于草创，以博闻实录为贵，而实录是其核心。后来之笔，功在经始，以俊识通才为贵，而通识是其核心。二者相须而成，乃有信史。重实录，自应提倡直笔精神；尊通识，关键在于采撰艺术。故采撰论实为信史原则的又一要义。刘知幾说：“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162]他举出《左传》、《史记》、《汉书》的作者不仅都广征博采，而且所征所采者都是“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刘知幾十分明确地指出了采撰同“取信”的联系，还列举了一系列在采撰上失误的事例，如“苟出异端，虚设新事”，“恢（诙）谐小说，或神鬼怪物”，“务多为美，聚博为功”，“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还有“古今路阻，视听壤隔”，“泾渭一乱，莫之能辨”等。他的结论是：“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刘知幾的采撰论，一是指出史家必须“征求异说，采摭群言”，才有可能写出名作；二是这种征求、采摭工作必须谨慎对待各种文献和“异辞疑事”。总之，不博采不能成一家之言，不慎采则必然误入歧途。只有把博采同慎采结合起来，才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在刘知幾看来，这种“后来之笔”在“俊识通才”上的要求，中心问题是鉴别文献的虚实和价值，是如何把握历史事实。采撰论提出的论点，在史学上有充分的根据。刘知幾举《左传》、《史记》、《汉书》为例，其中《史记》是最有代表性的。司马迁自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163]司马迁的自序足可用以揭示刘知幾提出采撰论的史学渊源。采撰论的思想，或直接，或间接地为后人所继承与阐发。中晚唐时期，李肇撰《唐国史补》，他在序中阐明撰述宗旨时，把“纪事实”放在首要位置上。曾任史馆修撰的李翱作《百官行状奏》，认为行状之作，“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164]。宋人吴缜给“事实”下了一个定义，即“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165]。这些观点反映出史学家们在关于怎样看待历史事实方面所做的理论探索，从而丰富了采撰论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