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王铭铭和李书磊的影响，李小敏在其进行的云南少数民族村落研究中，揭示了如下内容：在国家和经济全球化双重影响的背景下，学校作为普遍性知识体系的机构，对乡土社会中习俗和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宰制，使得习俗和地方性知识只能从公共机构退缩到私人领域，并且造就了一批文化上的“不适应者”。②
司洪昌对一个华北村落中的学校60多年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历史人类学的考察，揭示了如下内容：处于村落之中的学校，实际上处在村落规范、外部空间(如国家、政治等)等导致的紧张之中。学校不仅仅是一种深入村落之中的国家力量。村落中的学校在很多方面延续着传统，显示了一种在地色彩，直到现在还处在本土与西洋、历史与现实、乡村与城市、国家与地方等多重张力的网络结构之中。学校在村落社会之中，逐渐占据了村落儿童所有的时空。学校对儿童生命史的影响日益明显，成为外部生活在村落社会中的拓殖，挤压了民间规范的存在空间。村民接受学校教育的历程，实际上是学校和民间规范为争夺主导权而进行斗争的过程。作为一种舶来品的学校在村落中的出现，可被视为现代性在空间上的扩张。它以分科制、阶梯制、班级授课为标志，同时体现出一种新的观念和价值追求，如新的身体观念、讲授式教学的观念、国家观念、卫生观念、个人观念等，这与村落的传统日渐疏离、日渐疏远。终于，在政治上获得了合法性的学校，逐渐获得了对其他民间知识的宰制，只传授与大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观念和价值，而民间的观念在政治和学校知识的范围内已经难觅踪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象越来越突出，终于导致学校逐渐成为村落社会中的飞地，成为社会的孤岛。这一现象并不表明村小在村落中是完全独立的，而更多是指学校和村落传统之间的隔膜，学校在正式的空间中，其合法传授的东西距离村落本地社会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具有普遍性、正规化的特点。但在某种意义上，学校无法割断其与村落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强调在平面的空间中展开研究，所见的是村落学校中充满城市化、外来性、工业导向的文化意象。实际上，处于村落规范中的学校，既是一种外来的社会组织，又受到村落规范、传统习俗的强烈辐射，特别是私塾的血脉在新式学堂推行之初，已经融进了学堂的传统中，成为新式学堂的文化底色。学校在村落社会显示出了地方性、本土性的一面。在外来影响与本地传统这二者的张力之中，学校在外来影响和村落规范之间滑动，不过一直呈现的是向正规化、城市化的一极滑行的趋势。在这种滑行之中，村落学校日渐脱离明显的私塾色彩，但这一传统的底色依然可以在村落学校的日常生活中被处处发现。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