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哪儿,我都从未见过有什么东西有那教堂墓地里的草一半翠绿,没有东西有那儿的树木一半葱郁,也没有东西有那儿的墓碑一半宁静。在清晨,当我从我母亲卧室套间里的小床上跪起来,朝那儿看时,看到有羊在那儿吃草;还看到照耀在日晷上的红光,于是我心里想:“日晷又能报时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为这感到高兴呢?”
还有我们家在教堂里的座位。那座位的椅背多高啊!旁边就有一扇窗子,从窗子里可以看到我们家的房子。在做早祷的时候,佩格蒂朝我们家的房子看了许多次,她要尽可能地弄清楚,我们家有没有遭到盗窃,有没有着火。不过,尽管佩格蒂的眼睛可以四处张望,要是我也那么做了,她就会非常生气;我站在座位上时,她就朝我直皱眉头,要我看着那个牧师。可我不能老看着他呀——他就是不穿那套白衣服,我也认识他,而且我怕他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老是这样盯着他,说不定会停下礼拜来问我什么——那我该做点什么呢?打哈欠是很不好的,可我总得做点什么呀。我看我母亲,可她装作没有看到我。我看过道里的一个孩子,他朝我做鬼脸。我看穿过前廊从敞开的门口进来的阳光,看到那儿有一只迷了路的羊——我说的不是罪人[3],而是宰肉吃的羊——好像正犹豫着有点想进入教堂。我觉得,要是我再朝它多看一会儿,我也许会忍不住高声说出什么来。那样一来,我就会变成什么啦!我抬头看墙上的那些纪念牌,试着想到本区新近去世的鲍杰斯先生,当他久受病痛折磨,医生束手无策时,鲍杰斯太太会有什么感想呢。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请过齐利普先生,是不是他也无能为力;如果是这样,这事每星期都会让人想起一次,他会怎么想呢。我把目光从戴着礼拜天围领的齐利普先生身上转到讲坛上。我心里想,这个讲坛用作玩耍的地方多好啊,可以当作一个很好的城堡,由另一个孩子沿楼梯往上进攻,在上面的人可以拿带穗子的天鹅绒垫子往他头上扔。想着想着,我的眼睛渐渐地闭上了,开始好像还听到牧师热情地在唱一支催眠曲,以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直到我咕咚一声从座位上跌了下来,然后佩格蒂把我这个半死不活的人抱到了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