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建立以后，围绕着儒、释、道三教曾经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争，傅奕先后七次上疏，坚决主张兴儒、道而排佛。统治集团经过慎重的抉择和考虑，决定继续奉行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唐太宗曾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2]从而明确了儒学作为治国之根本的国策。同时，唐太宗还提倡佛、道二教，他又说道：“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训，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风齐致。”[13]指出佛道对于安定社会、纯厚风俗的教化作用。至此，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被定为国策。太宗以后，不同的君主由于不同的原因，而在三教之中各有所侧重，但这一政策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
在对待三教的关系上，唐代统治者也大多持调和融合态度。自从唐高祖提出：“三教虽异，善归一揆。”[14]以后的君主大多循此思维趋势。唐高宗曾说：“释、道二教，同归一善。”[15]即使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佞佛的武则天也提倡：“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宗，”[16]因而主张佛道齐重。唐睿宗、玄宗父子是以好道而闻名的，但他们也主张佛道并重，睿宗说：“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17]玄宗也说：“道教释教，其归一体。”[18]即使是到安史之乱以后，这一态度也基本上没有改变。唐德宗就称赞：“释、道二教，福利群生。”[19]正是这种三教并重、兼而用之的文化政策，使得唐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没有搞一家一说的独尊。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儒、佛、道三家的相互吸收和融合，而且还造成一种开放的文化氛围：各种思想学术和外来宗教都得到自由发展，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纷纷涌入。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而不必屈从于一尊意志。这样就在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的情形下，形成了多教共存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