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史记》以下，历代正史中都有一些类传；魏晋南北朝以后，各种专题性质的传记如雨后春笋，而正史中类传的名目也时有变化，这无疑启发了李贽对于历史人物的分类和评论。但是，像《藏书》这样对历史人物提出了整体性的认识，并按他们的身份、事功、专长、性格等做详细的分类和评论，大胆倡言作者的批判性见解，以前还不曾有过。这是李贽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贡献，而尤其是对历史评论发展的贡献。
这里，附带说一说《史纲评要》这部书。据康熙《麻城县志》记，李贽所著书中有《史纲》一部。又据康熙时人吴从先所作《史纲评要序》称：“若其凌轹无状，信非卓吾不为，非卓吾不能矣”；“予所疑，疑所藏者，必不疑卓吾”。因此，今人一说，以《史纲评要》为李贽所撰。[96]现姑依此说，略述其书，存而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