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苏东坡的刚直性格，能够自我敛抑一些，不去忤弄这位权倾一朝的同行；也许，就像当时很多人的看法一样：“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至少，不会在宋代历次翻烧饼的“政治运动”中一再倒霉，直到搭上一条老命。主撰《宋史》的元代大臣脱脱，不以为然。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从下面他写的一首诗，也可看出他，即使想不做他自己，也难。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
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次韵郭功甫观予画云雀有感》）
列宁说过，后院里的鸡，飞得再高，飞不出院墙，只能在垃圾堆上啄食；山鹰有时也会飞得很低，但属于蓝天的它，永远要高高飞翔在碧空里。苏东坡虽然“悔不卑飞”，但他的这种“性格悲剧”，注定了不可能“卑飞”，这也是种下他一生不幸的根由。
林语堂作《苏东坡传》，把苏轼划入反对新政的保守派阵营，不完全正确。只是以司马光、欧阳修为首的保守派，人多正直，皆为君子，苏轼从思想感情上，从人文精神上，更容易彼此呼应，心际相通，因而贴近交融，自在情理之中。而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悉为奸佞，绝非善良，使得苏东坡从良知上，必然要疏远这类食肉类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