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从古至今治理国家亦有一个“相承而不可废”的常道。他说：“治天下有常道，下不过为民，上不过为君，君民不过欲交得其所愿，人无异性，则占今无异时，其所以治之者一而已矣。”（《叶适集·进卷·苏绰》）
陈亮则有“今不如古，世风日下”的哀叹。他认为，“汉唐之君，本领本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甲辰答朱元晦））。但汉店却不如三代，“三代做得尽者也，汉唐做不到尽者也”（（与朱元晦·又书））。在天理、人欲问题上，他与朱熹不同，认为二者是不可分的，人欲适度，就是天理。不过，这“适度”与“节欲”、“寡欲”并没多大区别。末了，他仍免不了陷入“天道六十年一变”（《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的历史循环论中。
之后的王廷相，也许要“离经叛道”一些，他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善少恶多：“自世之人观之，善者常一二，不善者常千百；行事合道者常一二，不合道者常千百……故谓人心皆善者，非圣人大观真实之论，而宋儒极力论赞以号召乎天下，惑矣！”（《雅述》上篇）他从气质出发，论及，“性之善者莫有过于圣人，而其性亦惟具于气质之中。但其气之所察，清明淳粹，与众人异，故其性之所成，纯善而无恶耳，又何有所超出也哉？圣人之性既不离乎气质，众人可知矣。气有清浊粹驳，则性安得无善恶之杂？”（（答薛君采论性书））这与程朱理学中的“圣人”论，可谓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