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沧桑，重返燕京大学，我已年龄“老大”，心情十分抑郁，落落寡欢。这时，四哥祜昌在家乡读三哥泽昌的旧书，因三哥少年时是个小说迷，当然也就有《红楼梦》等等有关的“闲书”。四哥因而重看起《红楼》来了，对作者曹雪芹之为人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与求知欲，就写信给我，希望我对他（雪芹）作一番考察。
这一封信不打紧，却一下子引发了我这个早先读不懂芹书的人的极大兴致，一头扎进了“红学”的无边乾坤世界里去了！
从那以后，我与四哥两个人在四十几年中，无有一时一刻不在为考芹研《红》而努力。什么困难险阻、挫折中伤，都没能使我们二人改变初衷，失去信念。
我与《红楼》的夙缘，始于家庭母教与手足之情，但更始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极深至厚的培育灌溉。
再说我的母校燕京大学，没有那样的学术环境我是无法做“红学”功夫的，特别是那座了不起的图书馆，凡是我想用的书，那儿几乎一索即得，那藏书太富了！可是，只没有《红楼梦》的好版本。后来，经过我的提议与张伯驹先生的努力，使得珍贵的《庚辰本》成为了馆中珍笈——彼时的情况，那种古钞本无一人重视，任其流落湮埋，如不得入此名馆宝库，其命运真是不堪设想，难以揣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