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社会的20年里，胡安焉先后做过19份工作。
     他当过快递员，也当过服务员、保安、女装店主、小摊摊贩、自行车销售员、加油工……最长的坚持了一两年，最短的则是一两个月。胡安焉正直、内敛，不愿意遵循虚伪的社会规则，也不想卷入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每当负面感受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就「逃跑」。
     疫情期间，打工停摆，他把过去的经历记录了下来，无意间受到了关注。今年春天，他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
     很多人被书名吸引而来，细读后发现，这并不是一扇「窥视底层」的窗口，也不是一个快递小哥写作成名的励志故事。他用平实、克制的语言回溯了过去的经历，毫不遮掩地袒露了自己的心路，他的厌倦，他被磨损，他的逃避。
     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不愿被规训和异化的人，为了保全自我，保全「人之为人」的部分，不断逃离的生活实验。他在和外界的碰撞中，在阅读和写作的托举中，廓清自己，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评价体系和内心秩序。
     5月，我们在北京见到他。胡安焉今年44岁，留着寸头，有短短的眉毛和逗号一样的眼睛。他有些拘谨，但同时，极度诚实。对话中，胡安焉再次提到了「逃跑」，他说，「逃避是我一生的主题」。
     事实上，新书出版后，胡安焉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被问及最多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脱掉孔乙己的长衫」。起初，他以为这只是某个记者感兴趣的概念，被问多了，才发觉这已经是互联网上热度不小的话题：很多年轻白领想要逃离格子间，从事体力劳动来让自己摆脱焦虑和内卷。
     一个现实是，这些年，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在被重新思考，关于「狗屁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从前，更主流的叙事是「跳出舒适圈」和「为工作燃烧自我」，频繁跳槽被视为幼稚的、不能吃苦的举动；而如今，「躺平」和「摆烂」一度成为流行词汇，工作最直接的意义被认为是「搞钱」。
     另一个现实是，年轻人面临的选择更少，出路更窄，竞争更激烈，评价体系更单一……当大多数人忙着考公考研考编，追求更加稳妥可控的生活时，胡安焉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突然跳出来问：一个人，能否拒绝成为「社会期待的样子」和「自己讨厌的人」？一个人，能否靠着逃避过一生？
     胡安焉是笔名，在文言文里，「胡」是「为什么」的意思，「安」和「焉」则都有「怎么」的含义，三个疑问代词放在一起，便是「何以安心」。用来表达他一以贯之的困惑与迷茫。
     而这种困惑和迷茫，关乎生存与自由，规训与逃离，也是属于所有人的命题。胡安焉不想成为提供答案的角色，他唯一的答案是——生命可以有许多种形式。
     在《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评论区，一位读者说，胡安焉让自己想起了梭罗在《瓦尔登湖》结尾处写下的话：从一个圆心出发可以画多少条直线，就存在多少种人生，如果一个人跟不上他的同伴，也许是因为他听到不同的鼓声。让他踏着他所听到的音乐拍子走吧，不管节奏如何，或是有多远。
     以下是胡安焉的讲述——
     文｜王双兴
     编辑｜姚璐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1
     1999年中专毕业后，我开始工作。在20年里，我先后做过大概19份工作。很长时间里，我都是独自一人居住，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
     我最后的几份工作是在快递公司。从2017年5月到2018年3月，我在德邦的货运中转场上了十个月的夜班，负责倒包、打包等等，每天晚上七点上班，早上七点下班，每个月休息四天。
     睡觉是这份工作中最磨人的部分，每次到了凌晨四五点，我都困得不行，只要让我躺下，五秒内就可以睡着；即使不躺下，我也已经摇摇欲坠，经常眼前一黑就要失去知觉，可是随即又惊醒过来，重新撑起身体，那副模样就像一具行尸走肉——目光是迷离的，意识是模糊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么。每个晚上，当我被睡意折磨得走投无路时，我都会在心里赌咒：下班后一定要不顾一切地立即狠狠睡上一觉。可是等到早上下班后，睡意已经过去了，人又精神起来了。
     2018年3月，因为私人原因，我辞掉了德邦的工作，从广东搬到北京，在顺丰找到了一份快递员的工作。这份工作里，我最不适应的就是主管要求我们向客户索要五星好评，站点会每天更新我们的好评数，排名靠后就会被叫到前面公开接受批评，罚做俯卧撑，这让我觉得太伤害尊严了。但同时，我的性格又让我很难和客户开口，只能每天下班后，给那些对我特别客气、热情的年轻客户发短信求好评。加上其他一些原因，那段时间我的情绪损耗很大。
     我在顺丰干了六个月，又跳槽到唯品会自营的品骏快递。直到2019年底，品骏快递解散，我的第19份工作结束了。
     实际上我从没在自己身上发现过什么过人的才华，无论方方面面我都只是中等之资。我的智力中等，体魄也中等，从小到大无论学什么，我都不是学得最快的，但也不是学得最慢的。而且，我没有那种坚持己见、克服自身落后和不足、去证明别人对我的看法是错的的动力，也不是一个好胜心强的人，甚至经常自暴自弃，对我来说，放弃总比坚持容易，所有困难都能克服我。
     所以，以我的能力、学历和工作履历，不可能通过面试得到一份体面、收入高、工作强度低的工作，而且我不想去面试，我很怕漫长的面试里跟对方谈条件、谈报酬、谈规划，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的人生已经是没有规划、不求上进的了。
     因此，每一次找新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每一份都有很具体的因素。但没有一份工作做得长久，我对人与人之间无法避免的纷争感到厌恶和怯惧。我不喜欢和人发生冲突，也不想被卷入到复杂的人际关系中。
     在现实里和生活中，我是一个老好人，谁都不想得罪，这自然少不了要成天说违心话。不过我的虚伪往往是被动和防御性的，我并不想获得什么，而只是想保护自己或逃避困难。但我受不了主动和进取性的虚伪，这类人是我的天敌，我不具有和他们周旋的能力。而且，我是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当我感到焦虑的时候，生活就像变了质的食物似的不再可口，甚至会毒害我的健康。所以我一直在换工作，一直在逃跑。
     2018年，胡安焉在顺丰工作。清晨，他在临河里站点卸货分拣。
     关于辞职这件事，我可以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辞过很多工作，尤其是在早年，大多数工作我都只能坚持半年左右。当然，对于低收入的底层职业来说，人员频繁流动是常态。但是另一方面，就我观察所见，似乎不合群的人，确实会比合群的人更频繁地更换工作。可能因为在不合群的人身上，人际方面的负面感受积累得更快，又始终找不到方法排解，最后只能以更换环境的方式归零重来。
     过去，我有记笔记的习惯，在很久之前我曾记录过一段关于工作的负面感受——
     社会的发展使我们不至于像我们远古的祖先一样，即使卖命工作仍免不了冻死和饿死。今天我们不用花上五天五夜不眠不休地追踪一头猛犸象，在自己彻底累垮之前扳倒猎物，然后拖着血淋淋的肉块步行几十公里回到自己居住的那寒冷的洞穴，喂饱自己浑身长满毛的妻儿。幸好我们已经发展出非常复杂的社会规则和生产手段，使我们的工作高效、体面，这和血淋淋的原始狩猎完全不像是一回事——尽管它们仍然是一回事。
     后来我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想，我出生在广州，到上海打过工，又在广西的首府南宁做过生意。我已经在有发展空间的城市发展了很久，可是并没有发展起来。这说明我不是一个适合发展的人。
     我在品骏快递最后的那段日子，常常下午一两点就送完了当天的快件，然后我会在京通罗斯福广场打发时间，因为那里有空调。我喜欢坐在负一层亚惠美食广场后面的员工就餐区，那里也是送餐员的等单和休息处。商场把多余和用不完的餐桌椅子堆放在那儿，顾客不会走进去，因为那里是个死角，而且没有灯光，仅从南边的玻璃墙透进一些折射的阳光，维持着昏暗的可见度。于是，和另一边灯火通明的经营区相比，那里就像剧院里被幕布遮挡的后台。
     对我来说，在那里度过的时刻是隽永的，我会永远记得那个地方，记得当时自己的感受。非饭点的时候，很多送餐员就坐在那里聊天、打盹儿、打游戏、刷视频……而我在旁边戴着耳机，边听歌边打量他们，反正我也无事可干。
     我尝试揣摩他们的生活——和我一样，他们大多不会在北京定居，北漂的日子是暂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那么他们生活的另外部分是什么？他们在北京用所有的时间来挣钱，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是什么在他们生活的另一面吸引他们，令他们甘愿为之付出？
     这么多年，在不断的逃跑中，我自己也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
     2019年，胡安焉（左一）在品骏快递工作。
     2
     频繁地「逃跑」，或许是因为我的性格。从小我的欲望好像比同龄人薄弱，做事缺少动力，没啥进取心，很喜欢放弃。不知道这和父母对我比较冷漠和克制的感情，以及时时强调律己、处处加以否定的教育方式有没有关系。
     我成长在广州，但我家是一个外来家庭，父母都不是本地人，性格也比较孤僻。我妈的成长背景让她非常依赖意识形态上的安全感，后来，她在上山下乡时认识了在海南当兵的我爸，他们组建了家庭，有了姐姐和我。
     因为一辈子待在事业单位里，父母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他们对子女的要求，也几乎是道德模范的要求。他们对我们在物质和情感方面的诉求非常冷淡，所以时间久了，小孩很容易变得缺乏安全感，服从性强，而且在个人利益上容易放弃且不敢抗争。
     早年，他们在自己的时代被灌输了很多理念，如果不论来源和背后的用意，那些理念本身是好的，比如：每个人都恪守本分，遵守规则，尊重彼此，克己奉公；没有人会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人带着偏见、势利和歧视对待别人。
     后来，他们也按照那些理念来塑造我，那种理想主义的塑造一直在我身上发挥作用。我认可这些价值，但是我希望不是在被动灌输的情况下、而是在有自主意识的情况下实现它。这些是日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的事情。
     但在当时，我更多的是无措。在这样的教育和环境中成长的我，是一个很晚熟的人，浑浑噩噩、唯唯诺诺、随波逐流，对文艺没有任何兴趣，对生活也没有什么想法。既没有鸿鹄之志，又缺乏世俗欲望。或许我适合像第欧根尼一样躺到木桶里。可我当年还不知道第欧根尼是谁，而且我认为懒惰是可耻的。于是我的日子过得很奇怪：成天东奔西跑忙个不停——白天去上班，但不为挣钱；晚上和休息日去上课，又经常在教室里打瞌睡——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啥，而且我从不追问自己这个问题。这种奔忙几乎没有意义，仅仅是为忙而忙——生活对我来说就像在演戏，我扮演的是一个自己想象中应该成为的样子。
     我做过很多工作，酒店、服装店、加油站，还送过雪糕，画过建筑效果图。但是我接触到的同学、同事或者客户，大家都怀着很世俗的价值观：挣钱是重要的，然后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这些日后让我觉得比较单一、狭隘的价值观，在当时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不妥，人生无非就是这样。
     但是当我有了一些社会阅历和积累之后，我开始陷入恐慌。
     因为我发现，我的同龄人会去巴结比自己位置高的人，关于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看待事情，怎么做出取舍，他们都比我成熟、精明。我怀疑他们早在还是个学生时，身体里就已经藏了一个成人。于是踏入社会后，他们只要轻松地把学生的表皮撕下来，变化就立刻完成。而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身体里同样也是一个学生。就像洋葱无论撕去多少层皮，也仍然是一颗洋葱，永远不会像柑橘一样掰出鲜甜多汁的果瓤来。
     我积累了很多不适感，但那时的我认为，社会发展成这样有它的道理，没什么不对，唯一能怀疑的就是自己，但我也不知道我和别人的差异是怎么产生的，更不知道要如何消除。所以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恐慌。
     2017年，胡安焉在德邦送快递
     转折发生在2003年，那一年，我因为喜欢看漫画，所以看到一家漫画社招募学员时，很快就报了名。没想到在那里，我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却像是被翻耕了一遍。
     在漫画社，我初次亲身地接触到一种自信的非主流价值。那些人的精神状态出乎了我的意料。他们喜欢漫画，也喜欢电影、摇滚乐，有张扬的个性，推崇那种不是很主流的价值观，比如为了兴趣爱好选择了没什么工资的漫画社。
     他们大多二十多岁，正是叛逆的年龄：灌输意识形态，不行；服从商业机制，不行；迎合读者群体，不行。总之，要反对一切，敲碎一切。
     那时的我对于「边缘化」非常恐惧，害怕社会把我抛到它的系统之外。但我发现，他们在故意强化自己的边缘化，并把自己的边缘化当做个性去彰显。不但不惊慌，还很自信，很得意。这些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化解了我对「融入社会」的恐慌和焦虑。
     他们认可并接纳了我，告诉我，我在社会里显得不成熟的品质是宝贵的，我无法融入社会，是因为社会是有问题的。其实是对这个社会祛魅的过程。这种「怀疑」就像思想启蒙一样，让我在麻木的、随波逐流的生活里推开了一扇门，起码使我不再盲目地服膺于社会标准或主流价值，然后渐渐有了反思，使我得以重新审视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价值和意义：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从而有了对人的独特性的思考，有了认知、意识和精神，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这种变化并非在一瞬间发生，不是在当时就完成了，而是像播下了种子，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缓慢但坚韧地扎根发芽，直到今天，仍然在我身上持续地发生着作用。
     就像我后来在书里写的：我其他的工作经历，无论取掉其中哪一段，都不会对今天的我产生影响。但是假如没有这一段经历，那么今天的我肯定会是一个和现在很不同的人。如果说脱胎换骨有点儿夸张的话，那么这段经历起码塑造了最初的我，就像给了我一个支点。
     如今我不会再为自己和别人的差异感到惶恐不安，相反，我珍视自己的个性。虽然我仍然很无知和胆怯，但在这之下多了一份坚持和信心。此后无论我打工或写作，那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自我精神建设。
     胡安焉在自行车店打工时拍摄的照片
     3
     离开漫画社后，我并没有立刻走上写作这条路，期间，我做过很多工作，也经历了很多挣扎。在南宁做女装生意的几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也是直接推动我逃向写作的一段。
     当时，我的一位同学向我提议一起搞些生意，我正觉得打工赚不到什么钱，而且很浪费时间，于是和他一拍即合。我们在南宁物色了一个主营女装的商场，以较低的租金拿到了一个店面，共同凑了四万块钱作为启动资金，自此，我开始给自己打工了。
     当时我们那一层里挤了170多个小店铺，店和店之间有依存关系，比如换零钱，或者上厕所时帮忙照看一下；但同时，又要互相提防，互相算计。
     小商场不像品牌代理，大家卖得都是散货，没有独家代理，又没有规则，所以竞争是很丑陋的。谁家款式好卖，只要能找到货源，别家也会跟风卖。所以在那种环境下，卖得好的都不希望别人知道，所以店主们对自家的爆款都藏着掖着，必须要虚与委蛇地掩盖，客人问价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计算器按出来，不能直接说，总怕被别人听去。
     除此之外，还要面对很多流言蜚语。很多时候，他们卖的是仿货，但是他们自称是正版，然后说我卖的是假的，而我没任何办法为自己辩白。我唯一的回击手段就是靠便宜跑量，加快周转速度，但有时候低价了，反而就像应了他们说的：你看他这么便宜，就是假的。
     当然你可以说：那为什么不能光明磊落？光明磊落的话，就会在这套竞争机制下被淘汰。如果我是打工，不适应、不喜欢，我就跑了，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创伤。但那一次我投了钱，不能说走就走，只能扛，不断地积累精神伤害。
     那时的我还没有建立「自我」的世界，非常在意外界对我的评价，所以身处这种人际环境，对我是十足的折磨。每天看着他们在顾客面前说我坏话，但我又没办法和他们一样，和我的顾客说同样的话。
     我在南宁待了两年多，每天两点一线，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甚至更长。看店时，要面对别人的敌意，造谣、中伤、抹黑，这些负面看法很伤害我；关了店之后，还要跟我合伙人打电话报补货的内容，还要去银行存每天的营业额，那些琐碎的事情全都做完至少要三四个小时。
     2007年，胡安焉在南宁开女装店
     那时我三十岁，年纪不小，但一事无成。每天面对这些语言上的攻击，面对各种龌龊事端和敌意中伤，生意也达不到预期，当时的女朋友觉得我的经济状况不太靠谱，听她妈妈的建议出国了。
     我不是一个强大的人，我非常软弱，也非常自卑。我知道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失败者，虽然在理性上我知道不应该为别人的看法感到自卑，但是还是会产生这种心理，还是会痛苦。总之我无法无视这些杂音，然后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并且易怒、歇斯底里，总之已经不是一个完好无损的我了。
     推动我做出改变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发生在这间女装店里。
     那天我一个人在看店，有个女顾客走了进来。她看起来很紧张，甚至有些害怕，脚步迟迟疑疑，但又竭力保持镇静，像一只夜晚出来觅食的啮齿类动物，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促使她立刻逃跑，逃回到自己安全但暗无天日的洞穴里——这个女人有精神问题，这点不仅是我知道，周围所有店主都知道。
     他们私底下都叫她「疯婆」，每次她来，周围的店主就在她身后互相打眼色、捂着嘴窃笑。假如她走进了谁的店，其他人就一脸坏笑地看热闹。
     那天是她第一次逛进我的店，她不是那种带攻击性的疯子，我绝对不会驱赶她，但又不知道该如何接待她。当时应该是夏天，那个女人穿了一条短裙，她说想试穿我的牛仔短裤，我点头同意了。
     不料她没进试衣间，而是撩起短裙，直接把短裤往腿上套。这可真让我相当难堪，可是，或许因为对试穿的第一条短裤不满意，她又拿起第二条短裤，直接就往腿上套，而她甚至没有先脱下第一条短裤。这样试穿根本没有意义，随即，在我反应过来之前，她已经往腿上套第三条短裤了！
     当时我已经无法思考，我难过得像窒息一样。但出于本能，我伸手按住了她的手，阻止她徒劳的尝试。
     她就像直到这时才察觉我在旁边似的，突然抬起头看向我，她的表情不是生气，也不是疑惑，而是一副混杂了惊恐和乞求的哭相——我从没在成年人的脸上看到过这种表情。
     我马上松开手，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睛也湿了，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
     我在心里警告自己：她要怎么试穿就怎么试穿，哪怕她接着往腿上套十条短裤，我也不要去妨碍她了。最后，她买下了其中的一条。我还记得她臂弯上挎着一只明黄色的大提包，当她打开那只提包时，我看见里面空空荡荡，零散地躺着一些钞票。我看着她一张一张地拈起那些钞票，其中有些皱起来的，她还要先捋一下，把钞票捋平了，再整齐地叠起来，递给我。我接过她递来的钱，突然觉得，整个世界乏善可陈。
     我非常难过，非常难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不仅仅是同情，可能因为别人眼里的我们是一样的：幼稚，不可理喻，有点神经质，所以我们都是边缘的，被排斥、被围观的；也都是惊慌、恐惧、委屈的，腿上还挂着三条牛仔短裤——只不过我还有力气遮掩，她却只能就这么袒露出来。
     当时我想，或许在正常和不正常之间，并不是0和1、黑和白的关系，而是一个可以无限量化、类似深灰和浅灰的关系。在这个坐标轴上，或许我离她，比离其他人更近。
     那年春节，商场照例要休业几天。我百感交集地用完晚餐，自己也说不清楚那种感受是悲伤，是惆怅，是失落，还是茫然……随后我步行走往火车站，雨雾似有若无，时间还很充裕，我把伞落在了麦当劳里，却并没有察觉。我感觉万念俱灰，但并不痛苦，只是厌倦而已——不仅是对生意，而且是对更多的事情。
     我反思到自己当时的生活偏离了正轨、过得毫无意义。然而有意义的生活应该追求些什么？做什么能让我获得满足和快乐？我为什么而活？对此我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
     胡安焉在南宁的住处
     4
     那时候，我的生活中，无论是工作、生意还是感情方面，都充满了挫折和痛苦。我在一套我不适应的价值系统里寻求肯定，然后不断地失望和失败。
     在这样的状态里，我开始写作。
     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手段了。在我的备选项里，大概还有流浪、卖唱等更逍遥和洒脱，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选项。但只有写作可以把这个世界曾加诸我身上的恶心感交还给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有造物主，我要叫你看看你的作品有多失败。
     日后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当时自己的精神状态是不健康的，选择写作，只是因为我在现实生活里吃了苦头受了伤，疼得受不了了逃出来，然后回过头去诅咒现实诅咒生活而已。我希望通过写作证明伤害了我的生活有多么空洞和丑陋。这些念头束缚了我，把我变成一头埋头舔舐伤口的困兽。
     带着这种逃避心理进入精神世界，因为要贬低，就要抬高另一边，于是写作的价值在我心里变成崇高的、重要的、有决定性的，而生活就被视为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庸俗不堪的。
     于是我回到老家，和父母住在一起，从2009年10月开始，我在一间大概八平米的房间里度过了一年半，这是我写作的起步期。我用在南宁做女装生意攒下的六万多买了书柜、床、电脑桌、电脑、打印机和书等，和过去所有的同学、同事都断绝了联系，开始认真地写作。我喜欢小说，因为它更丰富，更开放，有更多可能性。
     那个阶段，一种幼稚的患得患失几乎贯穿了我的写作。我曾以为自己的写作永远就和那条破了洞的船一样，无非是看看能支撑多久才覆没而已。可是过了几天我又坚信自己是早晚要发光的金子，假如直到最后都没有发光，那也不过是所有人都瞎了狗眼罢了。
     一直到2011年的春节过后，我的存款已经花掉了近半，我必须考虑收入的问题了。那时恰逢写作也遇上了瓶颈，于是我从家里搬了出去，租了个十几平米的小单间经营网店。
     曾经因为在生活里碰钉子所以逃到写作中去的我，又因为在写作中碰钉子逃回到生活中来。逃呗，我一辈子就是在逃。写不下去了，就逃回生活里；生活里碰钉了，又逃回来写作。就是不断地逃。不过在必死的命运面前，谁又不是能逃一天算一天？如果我有永恒的生命，那么很多问题确实应该想办法解决掉。可是生命却有限而短暂，好比一个人只有一千块钱，却花了五百块买一只保险柜，只为了把自己的钱保管好，这么做划得来吗？所以，还是逃吧。
     之后那些年，我还做过很多工作，在商场里做过物业，在烘焙店做过学徒，在上海卖过自行车，在洱海边摆过地摊。
     至今为止我从没试过同时兼顾工作和写作，因为受限于能力、经验和学历等，我只能找到收入很低，或工时很长的职业。所以常常是工作和写作交替进行，钱花完了就去打工，似乎只要有了一点钱，我很快就不想继续上班了；而一旦我不上班，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写些什么。
     很多工作的收入其实不多，但我一点也不焦虑。至于未来会怎样？我根本就不在乎。没钱了我可以去打工，反正不可能饿死。
     2014年，胡安焉在云南下关摆地摊
     在工作中，我很难找到我想要的「自由」。社会大生产需要的是一种即插即用的角色，不是说某一环节、某一工种只能由某一个人来干，社会分工要求任何人在这个职位能够干出同样的效果，比如在富士康拧螺丝，在麦当劳往汉堡里夹芝士，如果有一天你不干了，他来了也能干。所以当人融入社会整体后，就成了一个可被替换的部件了，而不是成为其独特的自身。
     假如我的能力只能从事这个工作，那我最好还有一个另外的空间，生活或者精神，让我实现自己的自我认同，在这个领域，我做的事情是与别人不同的，方方面面都建立在我个人的独特性上。
     写作承担了这部分职能。对我来说，写作是让我区别于另一个人的创造性行为，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找到自己独特性的本质，然后去丰富和深化它。我要写什么、怎么写，这个过程完全由自己主导。
     那些年，写作也伴随着阅读、思考、交流，我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和最开始相比，我已经逐步看清写作的「真相」了，不再寄希望于通过写作改变生活，也摒弃了「写作的崇高性」那种念头，我不再认为写好一篇文章比做好一道菜更容易，或更重要，任何事情认真做都是一种自我实现，殊途同归。我写作，只是因为写作对我有一些特别的意义，是别的事情无法给予我的。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廓清自己、认识自己，确认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重视什么不重视什么。以前我还挺在意「得到尊重」这件事的，但是在我自己能够确认自己的价值之后，自我尊重也就替代了来自外部的认可。如今，我可以坦然地无视来自外界的眼光了，我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了更明确和坚定的认识，也建立了自我认同的价值体系，所以外界的评价不再让我困扰。
     如今，我已不再简单和对立地看待工作和写作的关系。和大多数人一样，工作是我参与社会的主要途径。而写作对我来说，既是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过程，也是对自我精神的建设过程。我需要从广泛和深入的社会阅历中汲取养分——我无法闭门造车，阅读并不能代替贴身的生活经验。
     有很多人问，这些经历对写作的影响是什么。其实经历对写作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影响了人，然后人影响了写作。生活和社会阅历的铸造让我慢慢成熟，精神也得到了发展和丰富，而我的写作，实际上是我精神的投射。
     人需要在社会活动中、在处理人际和事务的过程中，受到触发而进行省察和思考，继而发展自己的认知。换言之，假如一个人没有某些经历，他就很可能不会去思考相应的问题；假如不是置身其中，他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视角。
     2019年底，快递公司解散，紧接着疫情来了。我又一次开始写作。那时，我已经有三年多没动过笔，为了恢复一下笔触，我写了一些日记发在网上，其中有一篇的内容是我在德邦上班时的见闻和经历。没想到莫名其妙地得到了大量关注，甚至进而得到一些发表和出版的机会。到今年春天，我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了。
     写这本书时，我发现，通过写作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打工和自由的对立，当我以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因为疲惫、麻木和厌倦等原因，而无法达到的「专注」程度观照那些内容时，它们散发出我未曾预料到的光——这使我意识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
     《我在北京送快递》图源网络
     5
     这些年里，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也读了很多书，其中契诃夫是最让我有亲切感的作家。他可能不是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但是我觉得最亲近的。
     宗教曾经世世代代地向俄罗斯人许诺人生的意义，这成为他们的生活支柱。可是后来科学和理性推翻了这根支柱，令他们无法再踏实地生活在这个世上，变得成天忧心忡忡和担惊受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契诃夫对人生意义的缺失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在不同作品里都有一些贯通的母题，有他自己的个人生命感受，那就是一个小人物不停地在精神上遇险，突然间像惊醒一样发问：我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我过的生活庸俗、可耻、虚伪、毫无意义，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们身边有太多人，从懂事时起就不断地欺骗自己，然后欺骗别人，接着欺骗自己的孩子，一代接一代地骗下去。无论意不意识到不对路，他们都觉得只能这样了，然后自欺欺人地一条路走到黑。
     大家都被欲望挟持而无法挣脱，转而把自己厌恶或丑陋的事情，甚至是连自己都不齿的事情，视为主动的追求。有人一边唾骂社会规则，一边又绞尽脑汁地钻研这些规则，以图更好地融入社会；有人像打了鸡血一样面对生活，乐观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像吃屎一样的事情里——他们追求的真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吗？
     但契诃夫的人物完全不懂欺骗自己。当然，他们没有主动地寻找，只是不断地逃离而已，逃离没有意义的、骗人的、不对路的环境。他们唯一主动的就是他们「不骗」，假如一个东西不对路了，无法通往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那就不会投进去，他们也没有太主动、太积极的寻找，只是保持了「不去」的可能性。
     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不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一个溺水者，不断地挣扎、寻求自救，他需要一个出路，所以他一直在追问，他要在写作中解决自己的困惑和精神问题。而契诃夫是消极的，他也有人生意义的缺失感，但是他不寻求解答，有意义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想象不出来。
     他们没有走出下一步。可能人生真的就没有下一步。没有解答，也没有意义，我们被上帝抛弃了，没有一个新的支点和可依附的东西，所以他更多地在描写人的悬浮的、无依无靠的精神状态——做什么都行，但是不做也行。于是停留在这种困惑的、悬空的状态里。
     看到这些，我会觉得，原来也有人和我处于同样的精神状态。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温暖，也是一种鼓励。
     后来我把这些经历写了下来，书出版后，其他人又从我的书中获得温暖和鼓励。
     所以也有媒体来问我，写的时候是不是想要为某个群体发声。其实，我不能代表某个群体，如果是我主动关照，有意去反映现象和问题，不仅仅可疑，有可能会是一种糟糕的写作。我只能深入自己、面对自己、诚实地表达自己，这个过程中可能触动别人，是一种被动的触动，我相信只要无限地深入到个体的独特性中，必然会在更高层面融汇于普遍性。
     2013年，胡安焉在上海某自行车店打工时的床位。
     在网上，很多人在表达对这本书的喜欢。我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坦白讲，我觉得其中的很多「喜欢」很可能是错位的，是一种自我投射，或者说某种文化投射；而很多批评也是错位的。对于大多数创作而言，文字也罢，电影也好，音乐也好，真正能称得上「知音」式的读者或观众，可能是极少数吧。
     但我也遇到过这种「知音」式的读者，可能我自己复述出来有点脸红，他说——
     作为一个冷漠的人，我其实不会觉得「当一个小人物提笔写作世界就有了光」这种话有啥意义。所以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是这位作者绝不是「小人物」，他的生活经验之丰富远超常人，而他为确保自我的整全而在不同工作场域之间流转，这种基于本能的且战且退其实是多数人不会选择的。他的精神世界非常坚实——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对一个「小人物」真实生活的窥私欲，进而只会夸赞他的「真诚」，其实是辜负了这份如卡夫卡一般，在现实扑面而来之时，勉强用一只手去抵挡，用另一只手匆忙写下的记录。
     其实我倒没这么勇敢，我就是敢放弃，像契诃夫笔下的人一样，我唯一的勇气就是敢放弃别人不敢放弃的东西。
     在对待人生这件事上，我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的人。我没有考虑过战略，是因为我的人生本来就目的不明。既然没有目的，战略就无从设立。我没有什么很想做成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很想得到的东西。但是完全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也非常干净，我什么也不要，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如今我和妻子生活在成都，日后可能去云南。我们在一起没有「婚姻」和「家庭」的感觉，就是伴侣而已，实际上我们登记还是因为想买成都的城镇医保，所以就领了结婚证。毕竟我们都已经四十多岁了，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折腾，所以没有婚礼，也没有通知任何人，我家人都不知道。
     妻子也是一位写作者，今天我能够以一个比较豁达、坦然的心态面对所有事情，妻子的支持、认可和信任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力量源泉。
     对于未来的生活，我很少去想，但是被问了好多次之后，我就只能去想了。还是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来看要不要工作、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吧。现在我和妻子都有一些积蓄，新书的出版也会给我带来一些版税收入，所以我可以接受收入少一点、但工作时间短一点的工作，最好有五险。
     其实我一直都待在舒适区，一直在被动地过生活，没有主动挑战自己，也不会试图对本性中的一些东西做出改善。大多数时候是忍不了就逃避，换一个环境生活，换一些人交往。逃避是我一生的主题。
     有人说待在舒适区意味着要放弃一些东西，确实，我肯定是放弃了很多，比如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升官发财、世俗社交，只不过那些东西在很多人看来是很重要的、不能放弃的，但对我来说不是。
     在世俗方面，对于大家所追求的生活，我都习惯于放弃，可能从小没有这方面的灌输，所以我一直没有强烈的动力。金钱、物质、权力、地位，对我来说有和没有也没有太大关系。而且我比大多数人幸运，我的父母退休后有退休金、医保之类的福利保障，所以他们经济上不需要依赖我。
     书出版之后，我参加了很多活动，也接受了很多采访，有人说我的经历让他们受到启发，也有人问我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我不会提倡什么人生态度，也不希望成为一个给后辈建议的角色。假如我真的认同「每个人应该有自己对自己、对生命的认知」，那我就不应该给这种建议。
     如你所说，过去我逃离了某种主流的生活方式，这是我所认为的遵从自己内心和多元主张；但如今，如果倡导我此刻的人生，反对那一种「主流」，同样也是粗暴的。其实，人和人之间不一定要认同同样一种价值，怎样都可以，只要自己能够自洽、能够满足，并且不损害别人就行了。
     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它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是一个人真正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内容。我觉得假如更多人向往这种自由，世界将会变得更多样化、多元化，更平等和包容，更丰富和多彩。因为向往自由，人们才会有不同的追求，而不必总在狭窄的独木桥上互相倾轧。
     此外，我认为就如莱辛说的：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可贵。自由的情况也一样，或许它可望而不可即，或许我终生都无法抵达它，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对它的追求比对它的获得更可贵，而且这对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很可贵——它就像理想和信念，是我们生命的支点，而不是内容。
     2023年，胡安焉定居成都，图为他平时阅读和写作的书桌。
     部分内容引自胡安焉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从我开始写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