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为东升感到高兴。东升在已经是个成功者的时候洗清历史，大概不会产生心理失重感。作为医生，又作为他的朋友，我为他感到庆幸。在这个前提下，东升很容易获得一个健康的心态，他以后的路会走得顺利得多。
这天晚上，我和妻专门为东升喝了酒。
妻说：“心理医生，今天我看到一则消息，中国现在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有一多半是蹲过监的，最富的一个，当年差点叫枪毙掉，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说：“这是一群具备超常心理平衡机制的人，因为他们从苦难的炼狱中煎熬过，所以他们更加热爱生命、更加珍惜机会。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现象，古今中外已有无数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东升也是这一类人吧？”妻又问。
我没有回答，或许是因为我对他太熟悉，不好下这个结论。
春节过后，东升的案子平反了。他在家里设宴招待了我和妻子，第一杯酒，他敬给了他当牙科医生的妻子肖英，当年他被捕后，周指导员三番五次去劝牙科医生和东升离婚，牙科医生带着女儿等了东升。这就是东升为什么把周指导员当成第二号仇人的原因。
春天里，东升出乎我的预料，真的要和赵副局长、周指导员和解了。一天上午，他诡秘地把我拖上了他那辆“桑塔纳”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