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哈利斯（Charles Hallisey）指出，莱斯戴维斯的历史主义的学术取径也是上述文献化过程的一部分，所以莱斯戴维斯对佛陀传记的研究给人这样的结论：客观的佛陀传记是当代佛教社区所缺乏的某些东西，也不可能从佛教社区自身还原出来，它的重建仅仅可能来自欧洲先进的文献学研究[26]。莱斯戴维斯把佛教文献语言分为古典和白话两种，这可能受到当时19世纪大学课程设置中把语言分成古典和现代两种的影响。在体制上，莱斯戴维斯的努力导致了巴利文献学会和伦敦东方与非洲学院的建立。很显然，19世纪的佛学研究和历史语言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对印欧古典语言的研究构成了所谓佛教文献学的基础。
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学科以及课程的规划尚且远未达到当时欧美现代大学内部学科划分的规模，在中国大学内部当然尚未出现古典现代语言的划分[27]。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有引入现代语言学，但是似乎没有专门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课程，特别是印欧比较语言学，如梵文、希腊文、拉丁文与欧洲现代语言的比较研究。早期欧洲佛教学者运用了传统上佛教的白话注释来研究更具权威性的经典文本。比如布努夫就在死后留下大量缅甸语注释文本的研究。而莱斯戴维斯则运用现代僧伽罗语注释文本来研究巴利文本佛经[28]。早期佛教研究太注重文献，比较排斥佛教仪式的研究。太注重文献本身的整理，而把它们从印度古代的思想和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看它们自身的意义，这使得早期的佛学研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