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四大首次提出要在农民运动中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不过，与明确提出要向工人灌输阶级斗争精神相比，中共初期的农运政策显得比较温和，如主张从目前实际问题入手去宣传和组织农民，反对预征钱粮，反对苛捐杂税，地方政府订定田税税额时须经农民协会同意，武装农民以防匪祸，以及要求政府兴办水利，创立农民借贷银行等。虽也提出要鼓动农民反对土豪劣绅，要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但又认为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更没有提出土地问题。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工农联合的决议案》。决议案认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同盟者，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但决议同时又强调：“政治的中心总是在城市，因此斗争的中心，也是着重在城市，所以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去领导农民来参加这个斗争。”这种以工人为主、农民为辅的观念，也体现在机构的设置上。在一大后中共立即成立了一个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却未曾成立中央农民部之类的组织。